□晏  揚

近日，福建省華安縣一位老人到電信局辦業務時被要求提供“健在證明”。公安派出所為老人開具證明后斥責電信局：“活生生的人在你們面前，還要派出所開具還健在的證明，有必要嗎？”據報道，這是近來各地派出所的第5份“良心證明”，分別指向電信局、民政局、公證處、監獄、開發商。派出所為民“吐槽”根本停不下來。

派出所為民“吐槽”，實際上是為民“代言”，因而贏得輿論叫好。相比普通民眾的抱怨，派出所的“吐槽”無疑更有力度，這種來自體制內的監督和批評，更有利于“倒逼”各部門、各單位改進工作作風。然而，“奇葩證明”何其多，派出所“吐槽”只是掛一漏萬，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奇葩證明”并不只是工作作風問題，更多的其實是規章制度問題。換言之，先有各種“奇葩規定”，然后才有各種“奇葩證明”，這方面的例子可謂多矣。

譬如，新聞中這位老人，是華安縣電信局一名已故員工的遺孀，她去電信局領取撫恤金，被要求提供“健在證明”。按理說，活生生的人站在你們面前，不就是最好的“健在證明”嗎？可是，電信局工作人員也是按規矩辦事，因為福建省人事廳相關文件規定：“符合條件的遺屬，在領取待遇期間，應每年向領取單位提供本人生存證明。”顯然，問題并不在于電信局工作人員的工作作風或態度，而在于這個規定過于死板——遺屬本人前來領取撫恤金，還要什么“健在證明”？

不難想象，當派出所為民“吐槽”，贏得輿論齊聲叫好時，相關部門和單位可能會感到委屈：我們也是按規定辦事啊！

由此可見，“奇葩證明”的根源問題在于一些規章制度不合理。這個問題不解決，各部門、各單位的工作作風再好，工作人員的態度再和藹可親，他們仍然不得不按照有關規定，要求辦證人去開各種“奇葩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