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永亮

七歲那年，父親告訴我要上一年級了，于是在一個初秋清晨，我歡呼雀躍地背起黃書包，來到向往已久的洪溝廟小學。

鄉村小學校園不大，只有兩排紅瓦房。我們的班主任姓閆，大約50歲。她讀課文的語調和收音機里的聲音有點兒像，溫柔、甜美。剛開學時天氣炎熱，教室外的幾顆大樹上不時傳來“知了知了”的叫聲，時大時小，此起彼伏。上課時，閆老師仿佛在和知了比賽，隨著聒噪聲越來越刺耳，閆老師講課的聲音也越來越大，她把嗓門提到最高，一邊板書一邊擦汗。一節課下來，她的頭發被汗水浸濕，一綹一綹貼在額頭上。下課時，幾個男生自發爬樹捉知了，不是為了好玩，而是不忍看到老師這么辛苦。七八歲的孩子是不太會爬樹的，結果知了沒捉到，卻摔得灰頭土臉。閆老師知道后，罰我們站在樹下，先是嚴厲地告誡我們不準爬樹，然后拍拍我們身上的塵土，溫柔地摸摸我們的后腦勺。

閆老師的愛人姓薛，是學校唯一會彈風琴的老師。上音樂課時，我們在風琴的伴奏下，和老師一起唱著“天上閃爍的星星多”這樣歡快的歌曲，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燦爛的笑容。下課了，趁風琴還沒被抬到辦公室，薛老師會自彈自唱一曲《黃土高坡》或《我熱戀的故鄉》，唱著唱著，教室外擠滿了其他班的學生和老師。我們靜靜聆聽著當時最流行的“西北風”，沒有人故意制造掌聲和歡呼，卻由衷地欣賞老師的才華。那一刻，只有叮叮咚咚的琴聲伴著嘹亮的歌聲在校園里回響。

開學不到一個月，我們迎來了十余天的“秋忙假”。放假前，閆老師重新讓我們誦讀“鋤禾日當午”的詩句，之后布置了一項特殊的作業——大人收完莊稼后，我們要再去地里檢查一遍，把留在地里的花生、大豆等糧食撿回家。

秋天很快過去了，教室窗戶上的塑料布被呼嘯的北風吹得支離破碎。學校的男老師們先是找來硬紙板遮擋寒風，可這根本無濟于事，后來干脆用幾十塊磚頭把窗戶暫時堵上。

孩子雖喜歡下雪，可是雪天上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冰雪融化的日子，道路泥濘難行。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走到學校，棉鞋早已被雪水浸透，刺骨的冰涼順著腳丫向上蔓延著，我凍得渾身直打哆嗦。閆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讓我把棉鞋脫掉，放在煤火爐兩側烘烤著。第二天上學時，我們驚喜地發現閆老師把煤火爐搬到了教室里，那個冬天，小小的煤火爐旁邊經常有幾雙被雪水浸濕的鞋子。

一年級下學期，教室里來了一位姓崔的年輕女老師，她說閆老師放寒假時已經退休，以后不再教我們了。聽她這么一說，班里有幾個女生立即小聲地抽泣起來，我的淚水也不由自主地在眼眶里打轉兒，淚光中，我仿佛又看見閆老師為同學們烤棉鞋的情景。后來班里有幾個和崔老師信同一個村莊的學生告訴我們，崔老師是閆老師的兒媳婦。

一年級很快過去了，領通知書那天，我得了一張獎狀、一支鉛筆和兩個作業本。我帶著獎狀走出校門，看見緊挨著學校的洪溝廟集市上有閆老師的身影。她喊著我的名字，并向我招招手。我向老師走去，當我走到她身邊時，卻有些緊張了，不知道該說些什么。閆老師看到我的通知書后，把兩塊月牙兒糖放在我手心里，便轉身離開了。看著閆老師的背影漸漸消失，我才意識到我竟然沒主動向老師問好，為這事我內疚了好一段時間。如今想來，那至純至真的師生情誼本無須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