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樹斌案的標本意義

□ 胡殿文

2015年3月，筆者曾經撰寫的《期待聶樹斌案真相大白》文中提到，誰都知道人命關天，我們有時間，我們不怕耗費精力，我們期待聶樹斌案真相大白于天下。2016年12月10日，《今日說法》 播出《“聶樹斌案”十年調查》片頭語如是說，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對聶樹斌案正式做出再審判決：聶樹斌無罪。從1994年到2016年，22年間，聶樹斌從強奸殺人犯變為無罪之身，聶家人終于等來了他們期待已久的判決。回望這11年對聶樹斌案的追蹤，可以看到這起案件的起承轉合、跌宕起伏。這起令全國關注的案件大致輪廓再次播出，仍然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現實總是比小說更離奇，比幻想更出乎意料。1994年，河北省石家莊市發生一起強奸殺人案，被告人聶樹斌于次年被執行死刑。2005年，犯罪嫌疑人王書金被警方抓獲，主動供述其系聶樹斌案真兇。一案兩兇，誰是真兇？歷經曲折，備受關注的聶樹斌的公正判決，為社會法治信仰的高臺增添一塊基石。同呼格案一樣，聶樹斌案具有標本意義。

聶樹斌案的標桿意義之一，在于該案獲得了社會公眾和司法機關的高度關注。從王書金供述自己是真兇的那一刻起，這個案件就被置于放大鏡下，新聞媒體持續追蹤報道，專家學者反復研討論證，司法機關更是直面這個“硬骨頭”。無論是審判機關異地復查、召開案件聽證會，還是檢察機關同步監督、提出檢察意見，始終以嚴謹審慎、公開公正、有錯必糾的態度辦理案件，彰顯了司法公信力。正如法諺所云，正義也許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

聶樹斌案的標桿意義之二，在于推進了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刑事司法改革確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任務，其中就包括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強化證據裁判、要完善無罪推定、要落實罪刑法定，從源頭上杜絕無罪推定，這為司法改革確定了任務和方向。這些改革要通過類似聶樹斌的案件，把理念真正變成現實。這個再審判決書多次提到證據，一個是為了凸顯證據裁判，同時也暗含了證據必須是合法的證據。

聶樹斌案的標桿意義之三，在于該案深刻反映了我國法治進程的艱難坎坷。該案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受當時執法理念、執法條件、執法水平所限，存在著不少程序瑕疵和不規范做法，甚至有許多“不合常理”的地方。對于這一點，我們無需諱言。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才能避免今后再犯這樣的“低級錯誤”？只有認真吸取聶樹斌案的慘痛教訓、強化人權保障理念、強化程序公正理念、強化證據裁判理念、加強各職能部門互相制約，才能盡可能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聶樹斌案的標桿意義之四，在于沖破了地方保護主義的藩籬。當審判監督程序或再審程序遭遇重重阻力的時候，可以啟動異地審查的機制，它可以突破地方保護主義。我們目前設立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制度，同樣也是突破地方色彩，把司法權變成全國性的權力，而不是地方性權力的很重要的制度。具體到聶樹斌案，其體現的司法體制改革成效同樣值得關注，如異地復查、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再審、律師全面介入，這些做法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可以成為今后糾正類似錯案的范本。

聶樹斌案的標桿意義之五，在于該案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生動體現。十八大以來，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相繼出臺《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等一系列規定，建立健全辦案責任制，明確冤假錯案糾錯程序，力求從制度上消滅冤假錯案滋生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