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 別忘記“帶”上法律

金 備

駐馬店豫郵金大地公司的一名職工，沒有請假不到公司上班，公司按規章制度中的規定“曠工30天視為自動離職”，停發其工資和停繳其社會保險費，卻沒有辦理解除其勞動合同的手續。結果職工同企業打起勞動爭議官司，二審法院終審裁決：用人單位不能證明已依法規范性地解除同勞動者的勞動合同，因此要補繳與職工勞動關系存續期間的職工社會保險費。（摘自5月25日《河南工人日報》）

維權，未必就是“有理走遍天下”。因為會遇到“公說公理、婆說婆理”的情況，需要有證據證明自己的“理”占據著法律認定事實的制高點。

市場經濟讓勞動關系復雜化，社會關系也復雜化，人們之間的誠信，已不能以口頭承諾去約束了，需要有可查可存留的契約去約束。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治理社會需要法治化的一個特點。

什么是法治？其實就是對行為的規范化。而規范行為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對所采取的行為程序規范，來保障行為規范。比如，勞動爭議依法是圍繞勞動關系產生的，所以建立勞動關系或解除勞動關系，法律要求應有簽訂或解除勞動合同的程序，以確認勞動關系是否存在。固然，勞動法律承認事實勞動關系，但隨著勞動領域法治化的深入，勞動用工形式越來越復雜，事實勞動關系的認定也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雖然人們吐槽生活中需要的“證明”太多太多，甚至鬧出笑話。但無論是用人單位或勞動者在維權時，又不得不用證據證明自己的“理”。而依法維權，很多時候就是按法律規定的程序維權，假如程序錯誤，有理也不行。就如農民工討薪有理，可把惡意欠薪的老板綁架拘禁了，就變成了違法。而惡意欠薪的老板，被法院判決刑罰入獄，則是對罪惡的懲治。

維護權益，需要行為規范，不能任性和輕信“有理走遍天下”，畢竟“理”須得到法律的承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