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不得將年齡作為招聘辭退紅線、建議部分崗位向35歲以上群體傾斜、建議給女員工占比高的企業減稅、建議對35歲職場門檻增加監管處罰……全國兩會上，多個代表委員的建議登上熱搜，它們直指當前就業市場的不良傾向，即各種“就業門檻”正在破壞就業公平、影響一些人積極就業的信心。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14億多人口大國保持就業穩定，難能可貴，蘊含著巨大創造力。報告同時也提到，國內經濟增長企穩向上基礎尚需鞏固，穩就業任務艱巨。

全國兩會前的一項媒體調查顯示，最令受訪者犯難的就業問題是性別、年齡、學歷等就業歧視依然存在。“年齡35歲以下”“我們不招女性”等，一些用人單位給求職者打上年齡、性別甚至地區等限制性標簽，看似是在篩選勞動力，實際是在同等條件下歧視勞動者。不少代表委員在調研中發現，就業歧視正成為侵害勞動者權益、阻礙勞動力有序流動、妨礙穩就業目標實現的一大障礙。

就業歧視帶來的危害是明顯的，它不僅顯著縮短社會成員的就業“黃金期”，帶來巨大的人才浪費，對企業發展也極為不利。以代表委員多次批評的“35歲職業門檻”為例，它折射出一些企業用人觀念的問題，即只注重勞動力“便宜、好用”，忽視產業轉型升級所需要的人力資本支撐。知乎上曾有一個閱讀量400多萬的帖子提到，“如果知道35歲就要被辭退，那我還努力深耕一個領域做什么呢”。設置“就業門檻”不僅可能將有能力者拒之門外，造成用工成本上漲，還不利于勞動者投入企業的長期發展。同樣，性別、學歷等就業歧視也會造成類似的不良效應。

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與很多社會問題相連。“只招35歲以下”“只要985畢業生”“幾年內不得懷孕生育”等現象的存在，加劇著年輕人的生存焦慮，甚至使有的人不敢走入婚姻、不敢生育。一些地方女大學生就業困難，導致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對高齡農民工的就業限制，也容易引發一些勞動糾紛。

政府工作報告將今年城鎮新增就業預期目標設置為1200萬人左右。人社部數據顯示，今年需要在城鎮就業的新成長勞動力1662萬人，高校畢業生將達到1158萬人，規模均創近年新高；同時，勞動者的技能素養與崗位需求存在落差，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促進就業的任務更加繁重。可見，眼下拆除各種形式的“就業門檻”是需要全社會合力紓解的難題。

代表委員們給出不少建議：完善立法和推動司法，提高就業歧視的成本；切實推動人力資源專業化和職業化，既要將年齡、性別等“硬門檻”從招聘過程中抹掉，更要消除用人意識上“軟門檻”，真正做到任人唯賢；做實做細就業服務，引導和助力勞動者提高技能水平，有底氣、有實力對就業歧視說“不”；建立暢通的職業晉升、崗位流通渠道，讓更多勞動者找到施展才華的舞臺。

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使人人都有通過勤奮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這既是普通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義。

破除人為的就業羈絆，紓緩就業壓力和就業焦慮，為更多人打開更大的就業空間，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我們要拿出更多實實在在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