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新立

20世紀80年代，我家里那臺上海產的紅燈牌收音機，給我平淡無奇的鄉村生活帶來了太多快樂與撫慰，也為我后來能夠與新聞和文學結緣，給予了莫大的幫助。

我清楚地記得，那臺紅燈牌收音機，是由上海無線電二廠生產的電子管收音機。周邊木框結構，表面光滑亮潔，面板上方用印有綻放的金黃色禮花的絨布裝飾，右上角嵌有一只熒光指示燈，左下角貼有通紅的行書字體“紅燈”二字。

那時候，農村業余文化生活幾乎是個空白，全村幾百戶人家沒有錄音機、沒有電視機，更沒有立體音響,鄉親們的文化注意力和獲取信息的主流渠道大多放在收音機身上了。我們全家就是利用這臺收音機收聽新聞和報紙摘要、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相聲、歌曲、評書等節目。20世紀80年代初，農村剛剛實行土地承包制。那時，我家也分得20余畝責任田。逢到夏秋莊稼管理季節，父親便會抱著那臺紅燈牌收音機，肩上扛著鋤頭或其他農具，獨自一人走在前頭，身后跟著我的母親還有剛剛高考落榜的我。到了地里，父親便把收音機放到地頭，輕輕地旋轉調頻旋鈕，在選準一個滿意的頻道后，再把音量調到最大，然后，帶著我們開始為莊稼除草、施肥、剔苗……

當我們離地頭越來越遠時，父親便會讓我把收音機拿到離我們近處。就這樣，干一陣子活，挪一下子收音機，在收音機播出的笑語歡歌中，我們愉快地勞作，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的時間就會不知不覺過去了。

特別是中午12點半，正是河南廣播電臺固定的《小說連播》時間。有一段時間，省電臺正在熱播山西作家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主人公高家林和劉巧真的愛情故事深深地牽動著我的心，使我不忍失去每一次收聽時間。有時，我會不顧父母的反對，獨自把收音機抱到自己的住室里，一邊聽，一邊用筆匆匆地記著那些令我心動的語句。而就是在這支離破碎、零打碎敲的時間里，通過這部收音機，我先后完整收聽了《高山下的花環》、《人生》、《瓜棚風月》等多部在當時紅遍全國的文學作品。這也為我以后喜歡上文學這個高貴的女神，起到了牽線搭橋的作用。

河南電臺當時有一個比較出名的欄目《對農村廣播》，尤其是該欄目播出前的呼號曲，音調特別歡快流暢，每當聽到這熟悉的曲調時，我會立即停下手中的活計，湊到收音機旁，全神貫注，津津有味地收聽起來。后來，我就按照欄目要求，有目的地為《對農村廣播》寫稿投稿。由于我生活在農村，對農村生活十分熟悉，我寫的稿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欄目編輯所采用。每當我在收音機里聽到播音員用那圓潤動聽的普通話播送著自己的稿件時，心中那份甜蜜感和自豪感真的無法用語言形容，有時，我會禁不住地抱著收音機，在那閃爍著熒光燈的光滑面板上，美美地“吧”上兩口。

如今電視、互聯網日益普及，天底下發生的事情，幾乎能在第一時間同時知曉。那臺紅燈牌收音機早已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但它陪伴著我度過的那些寂寞而又難忘的時光，卻讓我一生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