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霄峰導演的最新作品《風平浪靜》中，處理得最為華彩的橋段，應該是章宇飾演的宋浩和宋佳飾演的潘曉霜兩人在汽車收費站未完成的告別：宋浩將之前潘曉霜囑咐他帶來的酸奶放在潘的工作臺上離開，過了幾秒鐘突然折回，直接向潘曉霜求婚。這一瞬間幾乎終結了宋浩在影片前半段近乎絕望的逃亡心旅，令他的邊緣人生涯有了被點燃的可能。

獨孤島主

從演員表演層面，幾乎每位演員都能夠精準把握人物的調性與基本邏輯，令人物本身能夠立得起來

《風平浪靜》中其實充滿了類似收費站一幕這樣的“佳句”，在具體的場面營建上，導演下了一番功夫處理人物之間因為一樁陳年殺人案而引致的微妙關系。影片以這樁案件為主軸，綿延出時代跨度長達15年的愛恨，并將罪與罰加諸本來是頂尖學生的宋浩身上。這就要求飾演（成年）宋浩的演員具備很強的角色領悟力，能夠琢磨透這個逃亡15年后再度回到故土的淪落之人前世今生背負的身心重擔。主演章宇非常圓滿地完成了這個任務。這位生于貴州，曾在貴州話劇團度過三年話劇演員生涯的銀幕新貴，在片中的表現非常之不露聲色，在絕大多數時間內，他飾演的宋浩都是以一種極端低調的姿態進入畫面的，偶爾吐露鋒芒，是在諸如坐在李唐的車上，被揭開了隱秘的時候，而他的鋒芒，恰恰不是慣常意義上的“鋒利”，而是一種結合了委屈、憤怒與困獸之斗一般絕望的神色。

章宇出道初期在銀幕上比較有分量的角色，是在電影《人山人海》中飾演的一個警察。有一場他與陳建斌飾演的“鐵老大”的對手戲，章宇先在屋外非常輕姿態地倒水，再進屋與陳建斌對話，及至坐到陳邊上，全程中他與陳建斌的對話都保持在一種極端冷靜克制的狀態，眼神注目對方，但身體保持一定距離，微微俯身，但并不過分靠近，直到對話結束，輕輕拍拍陳建斌。這場戲看似平淡無奇，實際上已經預告了章宇在其后表演的一個主要調門，即是不通過夸飾性強烈的外在動作表達人物情感，而沉入到人物真正的精神狀態中去把握其應有的情緒。當時他的名字還叫章鑫。

在2018年，章宇出演的幾部電影輪番登場，且都引動一時話題，尤其是《我不是藥神》和《無名之輩》，讓世人見識了這位時年已經36的“新人演員”塑造性格迥異人物的強大能力。《我不是藥神》的黃毛全程僅有十幾句臺詞，緊繃著臉，令章宇自身削瘦的形體特征得以發揮。他演的角色是一位病人，但同樣有著豐富的人身血骨，一如姿態極端外化的《無名之輩》中的蠢賊胡廣生，相對夸飾的表象之下，是一顆柔軟的凡人之心。在華語電影表演史上，演出窮兇極惡和演出窮兇極惡背后的人性，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演出境界。章宇在《風平浪靜》中的表現，若沒有之前漫長的鋪墊與細究，恐怕很難做到。

這是我最欣賞《風平浪靜》的一點，即是從演員表演層面，幾乎每位演員都能夠精準把握人物的調性與基本邏輯，令人物本身能夠立得起來。宋佳飾演的潘曉霜在邂逅多年不見的宋浩后，采用非常手段截留住他并主動約飯，在飯局上姿態忐忑，顧左右言他，看似不合久別重逢的情境，但細究之下，因為影片給潘曉霜設定了一樁“學生時代暗戀宋浩”的前史，所以這樣的忐忑也就順理成章了。宋佳與章宇的對手戲常常出現這種火花，在收費站求婚戲里也以克制的面部表情緩慢過渡到欣喜及至激情燃燒，過程層次鮮明，是影片最令人舒適的演出。其他包括王硯輝飾演的父親、鄧恩熙飾演的于影片主體情節有千絲萬縷聯系的萬小寧，都有相當精彩的表現，因應編導在劇作中的設定，這些角色背負的心債是不可一言而望穿，必然要通過特定的事件或角色主動對事件的掩蓋完成外化過程。

從劇作角度，影片試圖以高強度的驚變來鋪陳人物的爆裂狀態，但其賴以建立的邏輯頗有“結果先行”意味

于是這部電影的軟肋也就顯現出來，正是一種似乎想要“潤物細無聲”地建立劇作力的努力未達到圓熟境地，致令影片敘事成立的主干事件——誤殺案件——從一開頭便顯得過分夸張而令可信度降低。因為宋浩被副市長兒子李唐頂替了保送名額，宋浩之父宋建飛（王硯輝）冒雨出去找李，而宋浩卻又早一步到達李的住所，疑似走錯門，進入了敞開著的另一家（編劇在其后試圖令李唐以“我爸不讓上門”進行解釋但其實亦不合理），在頗為極端的狀況下捅了對方一刀。宋浩離開后宋父進屋，居然不施救反而補刀，釀禍之后宋浩逃亡，宋父隱忍十數年，狀似兩人失去聯系，卻又突然在宋母去世當口得以重逢。從情節劇沖突角度來說，《風平浪靜》試圖以高強度的驚變來鋪陳“風平浪靜”表象下人物的爆裂狀態，但劇作賴以建立的邏輯是頗有“結果先行”意味的，主線的由頭正好似是因應后續人物行動的發展向前倒推形成，這就令整樁事情的發展顯得牽強。其后諸如李唐為了拆遷而利用宋浩的負罪感設局撞死萬小寧等橋段，缺乏現實與可發展的人物性格邏輯基礎，同樣成為指向既定結局的工具性段落。

可以說，《風平浪靜》中對人類之于美好的天然向往共性表現是不遺余力的，也相當努力地建立起基本可信的情感脈絡，但人物矩陣的設計，格局太小，令所有事件的發生都局限于相熟的人及家人之間。片中潘曉霜的父親甚至直接就是一名警察，且與李唐案件直接關聯，片中宋浩與潘父的對手戲從表演上來說無懈可擊，但這場戲自身的存在即屬不倫不類，無法有效制造可令觀眾相信甚至可以代入的懸念。這樣的橋段與文首提到的華彩片段一樣，也不同程度存在于影片的各個部分，是人物關系編織過滿、矛盾沖突制造過度的結果。

相對于影片對具體場景人物關系的悉心描摹和表演層面的含蓄處理（主要是男女主角），劇作上的荒腔走板，或許也是出于導演希望借驚奇呈現普通人對生命的堅持，尤其是出現在電影中的“淪落人”或曰“邊緣人”意象，非常值得注意。片中表現身處1990年代的高中生，無論出自何種家庭，卻都在15年后以不同面目成為了“淪落人”。宋浩的逃亡生涯自不必說，潘曉霜日復一日在公路道口檢查而竟可以一直抱持著昔日對宋浩的情愫，李唐父子皆在宋浩不顧一切的報復行為中落荒而逃，這些橋段在今天看來其成立的合理性都值得商榷。除卻現代社會對暴力行為的懲罰不談，宋浩施暴的戲除了表現其焦灼心態之外，似乎一無用處，而作為在特定情境下不得不與命運戰斗的人物，在影片中最動人的時刻就是宋浩與潘曉霜的終成眷屬，只有在這一時刻，觀眾終于得以代入影片，與角色一同享受來之不易的短暫幸福。其余諸如李唐要挾宋父、宋父試圖轉移繼任妻女以及最后主人公的死亡等，都帶有相當明顯的“置入”痕跡，裹進了創作者在包括家庭倫理、貪腐議題及類型片結構等多個切面的主觀思考與表達。某種意義上來說，無論是對“淪落人”（尤其是宋浩這樣頗有“少男哪吒”意味的角色）角色的偏重，還是影片整體試圖向類型片質感靠攏的努力，都是很有“作者”意味的，包括片中章宇堪稱羚羊掛角的演出，也可以視為是突出的“作者化”成果。畢竟在片中點亮生命之光的行為本身，被一再低調地綿延，與炸裂式的峰回路轉，將形成鮮明對比。

（作者為戲劇與影視學博士、影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