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美國“金融海嘯”十周年，美國持續的就業數據向好、特別是近期二季度意外強勁的歐洲經濟數據，讓全球投資者的樂觀情緒掩蓋了很多世界經濟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美國作家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通過《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一書向發達經濟體發出警告，并用“灰犀牛”比喻經濟中發生概率大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

該詞于2017年7月17日首次被我國主流媒體引用——《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員文章稱，“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置若罔聞”。隨后7月27日，中財辦在新聞發布會中首次對“灰犀牛”的概念做了詳細解讀：“灰犀牛”一般指問題很大，也早有預兆，但是視而不見，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結果導致了后果嚴重的問題或事件。對于存在的“灰犀牛”風險隱患，中財辦列舉了影子銀行、房地產泡沫、國有企業高杠桿、地方債務、違法違規集資五大類問題，并提出要摸清情況，區分輕重緩急和影響程度，突出重點，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決。

中國“灰犀牛”風險化解要有輕重緩急

引用舶來的“灰犀牛”概念警示中國經濟，是我國宏觀管理部門一種未雨綢繆的態度。任何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中都面臨兩方面風險：“灰犀牛”意味著長期的、趨勢性風險，而“黑天鵝”則是那些難以預料的短期沖擊。因此，要有效化解“灰犀牛”問題，就要保持“耐心、信心、恒心”，區分輕重緩急、有序推進。

我國當前面臨的幾只“灰犀牛”中，地方債務和國企高杠桿應該是2017年改革重點推進的領域，也是既有方針的深化。過去五年來在解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負債率高的問題政策，是連貫、一致和長期的——針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在金融業界造成了巨大影響，改變了很多債券團隊的盈利模式，其中提出要建立“借、用、還”相統一的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機制、制止違規舉債，今天看來無疑是正確的方向性舉措；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三去一降一補”，也是對治理地方債務和國企高杠桿問題的延續和深化，通過推進資產證券化、債轉股、加大股權融資力度等方式，達到盤活存量資產、降低地方和國有企業負債率的目的。

全球最大的“灰犀牛”風險是貿易保護主義

除了中國的宏觀經濟改革的進程，全球“灰犀牛”風險更應引起投資者的高度警覺。而且，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國的很多改革經驗和倡議也可以成為增進世界范圍民生福祉的解決方案。

在我看來，世界范圍內不斷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所引發的逆全球化，是當前全球經濟最大的“灰犀牛”。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受益于貿易自由化和生產分工全球化，全球貿易量持續上升、全球居民財富顯著增長，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經濟體也取得了飛速進步。但是，當前美國簡單將 “灰犀牛”歸咎于全球貿易自由化，大力推行“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原則和“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政策，妄圖重新筑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壁壘，增加了全球經濟下行的風險，這些舉措不僅會為新興市場帶來財富萎縮，就連同處發達國家的歐盟也感到壓力并明確反對。

針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灰犀牛”，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無疑是眾望所歸的“中國辦法”，是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積極嘗試，獲得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大量發達國家的高度認同，包括英國在內的美國傳統盟友積極參與亞投行建設就是最好的范例。究其根本，“一帶一路”倡議是建立在各國共同的利益基礎之上的，旨在通過戰略對接、優勢互補，積極發展與沿線各國的貿易關系，共享全球經濟發展成果。 “一帶一路”倡議給世界各國提供了重新構建全球貿易新秩序的戰略機遇——全球經濟增長不應該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開放包容和互利共贏。

化解全球金融“灰犀牛”風險也期待中國辦法

國際經濟另一頭“灰犀牛”是嚴重的貨幣超發和日益興起的互聯網金融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問題。一方面，金融危機以來，為了改善持續低迷的經濟狀況，美國、日本、歐洲相繼推出量化寬松政策，輔以持續擴張的財政政策，其所產生的外溢效應導致了全球流動性的泛濫，造成了資本過剩和資產價格膨脹等現象。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歐美一旦追求貨幣政策正?；?、回收流動性，短期內很有可能會造成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和匯率市場的劇烈波動，給發展中經濟體帶來資本外流和資產泡沫破滅的風險。

另一方面，第三方支付和數字貨幣的快速發展讓金融“去中介化”趨勢明顯，除了廣域網絡先天性的技術層面漏洞，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貨幣也給了非法跨境資本流動提供了新工具，這種非傳統法定貨幣不具備強制性和法償性等貨幣屬性，在交易過程中容易被各種現實勢力所利用，造成一國財富被清洗，甚至是全球金融“利率、杠桿、信用”的市場失靈，最終帶來實體經濟衰退。

中國的互聯網金融經歷了過去幾年快速、曲折發展的歷程——由于中國人口基數大、消費升級迅速，中國的移動支付領域已經領先全球，而很多不規范的P2P帶來了局部龐氏騙局風險。這些發展中的金融問題并沒有造成中國金融信息化的“因噎廢食”，而是在“三去一降一補”化解遺留問題的同時，逐漸完善混業經營下的信息科技監管體制。

央行自2011年以來一直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避免因為經濟下行壓力而超發貨幣；一行三會對第三方支付行業的監管也日趨科學合理，備付金集中存管制度的建立和網聯平臺的上線，使得客戶的資金和信息安全均有了一定的保障；對于數字貨幣，央行等五部委早在2013年就發布了《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明確提出了比特幣在使用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各類風險，并基于跨境資本流動持續對監管協調拾遺補缺。這些中國特色的監管創新，無疑也可以被國際金融監管機構所借鑒，用中國經驗應對全球金融“灰犀牛”。

總之，全球經濟一體化是大勢所趨，中國作為越來越有影響力的負責任大國，應對經濟問題的“中國辦法”雖然未必能在短期得到所有國家的認可，但是只要我們不忘初心、以篤定務實的精神，通過連貫、一致和長期的宏觀經濟政策，踐行“一帶一路”倡議、貫徹金融的脫虛入實，就一定會在國際社會上得到更多的認可，為全人類化解“灰犀牛”風險貢獻中國智慧。（作者系中航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