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供給側改革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階段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結構和增長動力發生重要轉變，增長速度由高速轉為中高速。于是，關于中國經濟是否會硬著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議論多了起來。這個問題應放在長期增長框架下并在國際比較中加以分析。

    中國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二戰以后，先后有許多經濟體進入工業化歷史進程，但只有少數經濟體跨過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從中可以觀察到兩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增長速度回落。

    一種是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在人均國民總收入不超過六七千國際元（購買力平價指標）時增長速度回落，陷入增長緩慢、停滯乃至倒退的困境。這些經濟體大多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抑制市場力量的發展，借用大量外債，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有的迫于民粹主義的壓力，實行難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終導致高增長難以為繼。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國家。

    另一種是經歷了一個更長時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在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時增長速度出現回落，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并躋身于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新加坡等東亞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具有較好的市場基礎，同時也有發展導向的強政府，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形成了具備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近年來增長速度有所放緩。2014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大體上相當于11000國際元，增長模式和軌跡與東亞經濟體顯示的增長規律較為相似。從長期增長框架看，我國已經成功利用了工業化時期高速增長的潛力；當前經濟增長條件出現一系列重要變化，構成經濟發展的新困難，經濟合乎規律地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應該認識到，我國現在達到的發展水平遠高于當年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時的發展水平，已經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經濟能夠實現由數量追趕向質量追趕的平穩轉型，就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

    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臺

    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從需求側看，以往長時期帶動高增長的低成本出口、大規模開發建設、排浪式消費等主要需求發生深刻變化和調整。在供給側，由于重化工業調整相對較慢，部分行業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企業虧損擴大。但從今年一季度情況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業品價格有所回升，工業企業效益由降轉升。如果去產能到位，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回升，供給側也有望調整到位。隨著供需兩側達到新的平衡，我國經濟將進一步釋放增長潛力，進入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臺。

    中高速增長期依然是追趕期。目前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約為8000美元，與發達國家人均四五萬美元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如果說以往高速增長期主要是數量追趕，今后將更多地表現為質量追趕。在這一階段，創新活動比重將有所增大，但大多數還是追趕型的，仍然需要重視向先行者學習，并要由過去的“鋪攤子”轉向“上臺階”。與數量追趕相比，質量追趕對發展條件、體制和政策環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決好以下三個突出問題。

    糾正資源錯配。目前，行業之間生產率的差距依然較大，這表明要素流動不暢、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市場機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和定價受阻。通過深化改革糾正資源錯配，不僅可以使傳統行業繼續釋放出可觀的需求，而且能夠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產率，化解潛在風險。

    激勵產業升級。產業升級既包括發展新興產業，也包括在已有產業中采用新裝備、新技術，同時還表現為在產業價值鏈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制造提升到高端制造，更加注重設計、研發、品牌等。產業升級將帶來專業化分工協作關系的深化、產業集中度的適當提高；將更多地開發和利用中高級生產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將通過制度和文化建設全面推動精致生產。

    營造創新環境。主要是形成有利于市場發揮作用的體制和政策條件，使創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場競爭中流動，聚集到創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創新效率。

    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有利條件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產要素的流動重組和優化配置，將為我國加快質量追趕、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條件。目前，應將以下幾個方面作為優先領域加以推進。

    放寬準入，深化壟斷行業改革。近年來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業準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進展，現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礎產業和服務業領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金融、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這些壟斷行業的投資看起來已經不少了，但其實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資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資效率。應進一步放寬這些領域的準入條件。

    促進城鄉之間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推動城市發展從以往的孤島型轉變為網絡型，帶動大城市之間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加強互聯互通，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優化調整，將可引出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為此，應下決心打破城鄉之間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不合理體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營造創新環境。創新與模仿具有實質性差異。在模仿階段，政府職能主要體現為指定技術路線、做好規劃。在創新階段，政府職能則主要體現在保護產權，穩定企業家和科研人員的預期，為創新活動提供有效激勵；深化各項改革，促進創新要素流動、聚集和優化配置，提高人力資本質量，為創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時，還應使改進創新環境成為地方競爭的新元素，推動形成創新型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

    抵制經濟泡沫的干擾，引導資源流向提高要素生產率的領域。制造業仍然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服務業中發展潛力最大的生產性服務業，是直接為制造業轉型升級服務的。必須牢固確立制造立國、實體經濟為本的理念和政策導向。對于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等極易形成經濟泡沫的行業，必須高度警惕，及時抑制各種形態經濟泡沫的泛起，防止出現大量資源脫實向虛和經濟活動的大幅波動，把資源盡可能引導到提高要素生產率的領域。

    調動人的積極性，完善干部隊伍激勵機制。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干部隊伍的精神狀態至關重要。應乘勢前進，持續優化政治生態，在“關后門”“堵歪門”的同時“開前門”，探索符合國情和現代治理要求的長效機制。應給基層更大的試驗空間，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線的前提下，同一改革可以有幾種方案同時試驗，相互比較、補充、完善。基層試驗可以為創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臺，也有利于少走彎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創新的成本。（作者劉世錦，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