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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各地殯葬價格“水漲船高”，動輒1平方米數萬元。筆者調查還發現，與墓穴價格上漲相似，殯葬用品價格也在攀升。在深圳市殯儀館，絕大多數骨灰盒價位都在1000元以上，高的超過了4000元。在成都醬園公所街，一家殯葬用品商店主人指著兩個黑檀木骨灰盒說：“我們只賣2000元，同樣的骨灰盒在殯儀館里要賣到6000元。”一名業內人士直言不諱：“近幾年，一些地方出現了墓產商‘捂盤’及炒墓現象，殯葬價格上漲是顯而易見的。”（《中國青年報》4月5日）

有人寄希望于《殯葬管理條例》的修訂和落實。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郜風濤曾公開表示：“有關方面對是否應該繼續強制遺體火化，強制火化是否應當財政埋單，政府在殯葬管理中管到哪、管什么，經營性公墓如何管理等，都存在較大爭議，修訂條例的進展遇到了諸多困難。”（《法制日報》4月2日）

就郜風濤的表示來看，這一條例背后確實存在諸多需要解決的難題，但這些難題會不會成為殯葬暴利一漲再漲的理由，顯然缺乏充分證據。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在目前的殯葬業，民政部門身兼“裁判員”和“運動員”雙重身份，拋開個人身份職責，牽強附會地大談政策問題，很難說不是逃避責任之舉。

自2002年起，幾乎每年清明時分，民政部門總會表示，將嚴厲打擊“炒活人墓”，消除殯葬暴利等行為。然而年復一年，當年曾給過公眾以美好想象的堅決表態，在屢屢變成一張張“空頭支票”后，公眾早已懶得理會——反正清明一過，一切依舊。

礙于傳統文化，礙于對逝者的尊重，公眾和輿論對殯葬暴利的追問往往也只是停留在每年清明前后的短短幾天。雖然這段時間的公眾和輿論“攻勢”兇猛，但數年來并沒有人因殯葬暴利承擔責任。

公眾與輿論的時令性監督是一種習慣，就像春節時想起了春運一樣。即便不是這些特殊因素，公眾和輿論也很難承載對一個問題自始至終地監督，除非權力部門足夠重視，或以此作為懲戒考量因素。

時令性監督并非不重要，但時令性監督要想取得實效，有必要跟蹤追問，變成人大代表的議案或政協委員的提案，直至變成健全、科學的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