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   蜀

據新華社1月25日報道，自2007年以來，卡拉OK版權許可工作已在全國26個省份全面啟動，根據已經簽訂的協議，累計收到版權費1.7億元人民幣，將有5000余萬元用于權利人首次分紅。

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知識產權保護在中國不僅理論上早已是無可置辯，而且早就有法制來對應。但理論上、法制上的天經地義如何能夠兌現，如何能夠轉化為具體的財產權，迄今為止仍然是困擾幾乎所有權利人的一個巨大難題。一直在爭議中艱難推進的卡拉OK版權許可工作現在終于有所進展，權利人終于拿到了真金白銀，無疑是個積極的信號。

但最令人鼓舞的，還不在于拿回來的幾千萬真金白銀，而在于怎么把幾千萬拿回來。中國的特殊國情，注定了侵權的低成本和維權的高成本，注定了權利人的無力、無奈和無助。眾所周知，中國的卡拉OK屬于特殊行業，從業者背景往往非同尋常，這就注定了侵權人的強勢和權利人的弱勢，從而注定了卡拉OK版權許可幾乎是一個無望的工作。

一個本來可能是無望的工作，現在卻最早實現了整體性的零的突破，這當然不只是卡拉OK版權許可這一個領域的福音，可以說是幾乎整個知識產權領域的福音。特殊國情下的中國，沒有現成的尚方寶劍，即沒有發達國家早已成熟的一整套制度平臺來自動地捍衛知識產權。中國知識產權維權的首要任務還是創制，即在維權實戰中一點一滴地總結經驗，一點一滴地為維權所需的制度平臺打基礎。制度平臺的基礎尚付闕如，維護知識產權就全靠權利人自己。卡拉OK版權許可工作是權利人自我組織、孤軍突破的經典案例。

卡拉OK版權許可工作在知識產權領域的意義，幾乎可以等同于當年小崗村的包產到戶。但當年的小崗村是幸運兒，雖幾經坎坷，但因為得到最高決策層的支持，星星之火得以燒遍全國。今天的卡拉OK版權許可能否再有當年小崗村的幸運，目前還不得而知。如果說困擾小崗村試驗的主要是意識形態因素，那么，今天困擾卡拉OK版權許可的則完全屬于部門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