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龍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近日聯合發(fā)布了《關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于12月16日起施行。《解釋》對信用卡“惡意透支”構成犯罪的條件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昨日《天中晚報》）。

截至2008年年末，中國大陸信用卡有效卡量達1.7億張。信用卡發(fā)行量的劇增，以及信用卡消費形式的日益普及，在改變人們消費觀念和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時，也帶來了交易風險。對信用卡進行“惡意透支”即為比較突出的一個現象。此次兩高出臺相關司法解釋，顯然就是針對這一現實問題而來。

需要厘清的是，對信用卡“惡意透支”不是能不能構成犯罪的問題，而是怎樣才能構成犯罪的問題。《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guī)定了4種信用卡詐騙行為，其中一種就是惡意透支。此次兩高出臺司法解釋旨在從限制條件、主觀惡性以及數額等方面對“惡意透支”構成犯罪加以明確規(guī)定，事實上是縮小了打擊的范圍。這體現了法律科學而審慎的原則。

不過，從《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對“惡意透支”的定義，到此次兩高出臺更為明確的司法解釋，“惡意透支”作為一種具體的犯罪形態(tài)越發(fā)清晰和規(guī)范，公眾的不公平感就越發(fā)強烈。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法律只強調了持卡人的法律責任，而忽視了發(fā)卡人即銀行的責任。事實上，信用卡“惡意透支”行為之所以猖獗，除了持卡人自身的問題外，也與銀行濫發(fā)信用卡以及審核機制不嚴、管理不善有關。

按照相關規(guī)定，公眾辦理信用卡應符合一定的條件，經過嚴格的程序審核。但現實中，由于很多銀行以發(fā)卡量為考核目標，辦卡幾乎不設門檻，只要一張身份證即可，從而導致大量像學生群體這樣不具備還款能力的“卡奴”。

銀行濫發(fā)信用卡而導致的法律問題，讓人想到了轟動一時的“許霆”案。某種意義上說，濫發(fā)信用卡就是一臺出了故障的ATM機，客觀上，它有誘人犯罪的可能。調查顯示，有近8成的公眾會作出和許霆一樣的選擇。這表明，有一些誘惑是可以預料的。而主觀上，銀行又有不當得利的嫌疑，并且這種利益是建立在加大社會風險的基礎上實現的。銀行濫發(fā)信用卡，有利于提高業(yè)務量和利潤，而把責任都歸咎于持卡人，這有失公平。更重要的還在于，片面強調持卡人的法律責任，還有可能淡化銀行自身的問題，從而導致濫發(fā)信用卡的現象愈演愈烈。

對“惡意透支”者當然需要打擊，但法律的價值不僅體現在打擊犯罪上，也體現在維護社會公平上。因而，法律不能以打擊犯罪的名義偏向某個群體，而應著眼于社會整體利益。具體到“惡意透支”的行為，明確犯罪構成要件固然必要，但同時也不能忽視銀行方面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