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會檔、賀歲檔、喜劇等。

歲末年初，當這三個關鍵詞映入眼簾時，我對《年會不能停》這部電影的預期，不敢設定得太高。生怕又是一堆“撓癢癢”式段子的堆砌——畢竟，我們看了太多這樣的國產喜劇片，要么是不咸不淡的貧嘴，要么是格調不高的惡俗，總之讓人笑不出來、看不下去。

但，《年會不能停》的主創團隊又讓我抱有一絲期待，此前作品口碑不俗的董潤年，擅長講小人物成長和喜劇故事的大鵬，不同路數的喜劇明星白客、王迅、童漠男、“肉食動物”組合等，更有息影多年的歐陽奮強、“叔圈”實力派李乃文加盟，讓人不禁好奇，“各路神仙”能擦出怎樣的火花？加之，這部電影聚焦職場，宣發期間的視頻片段已經讓我這個“打工人”生出共鳴，想一探究竟。

電影講述了標準件廠鉗工胡建林在集團裁員之際陰差陽錯被調入集團總部后的故事。這一路上，胡建林與環境格格不入，弄出百般笑話的同時，也折射出一系列引人深思的職場怪象。最終，錯調一事背后的復雜真相浮出水面，胡建林與同事馬杰、潘妮揭露高管黑幕、反抗不公職場文化的戰役也打響了……

將近120分鐘的觀影過程，我久違地酣暢淋漓地笑了一場，也無數次由衷地為那些擊中“打工人”內心的精準表達拍手叫絕：“對齊一下顆粒度”“問題的關鍵就是找到關鍵問題”，包裹在高端行話里的形式主義，有之；看似扁平化管理實則唯上媚上的偽行為，有之；讓外包員工干苦活卻遲遲不給轉正的“畫餅”承諾，有之；原本踏實正直，但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順應職場規則的無奈心酸，有之……就像許多網友的評價那樣“終于有一部真正理解當下職場之痛的喜劇電影了。”

不過，若說僅是這些精準捕捉的職場元素，好像還撐不起一部成功喜劇帶給我們的巨大好感。我忍不住地復盤，到底是什么樣的敘事“秘訣”，讓這部電影搞笑但不油膩，懂得卻不迎合，足夠理想主義卻不懸浮離地？

從開頭1998年標準件廠年會上胡建林的那曲《我的未來不是夢》，到電影結尾2019年三個打工人勇敢發聲的集團公司年會，極富時代特征的首尾片段，或許能道出這部電影敘事不俗的原因：其喜劇色彩，不是源自一個個爆笑元素的拼貼，而是立足于嚴謹完備的喜劇結構。小人物闖入陌生世界，借著他的旁觀視角，將環境以一種“陌生化”的方式呈現給觀眾，其中原本的荒誕之處便不攻自破，這正是經典喜劇創作的一種基本程式。

而《年會不能停》正是嫻熟地采用了這一經典喜劇結構，因為眾和集團HR副總皮特喝多了看錯了報名表，于是在車間兢兢業業20年的鉗工胡建林，陰差陽錯地被調到位于大城市的總部。真正計劃被調入的，是向總部領導托馬斯行賄的工廠供銷科科長莊正直。胡建林的偶然闖入本身，便已經是對龐大公司中根據利益運作人事的諷刺，而完全不熟悉現代化大公司的胡建林更是自然而然地推開了喜劇之門，由此引發的一切人物關系與行為，既荒誕不經，又合情合理：胡建林裹挾在“錯調”事件中的人事經理馬杰雖然很快就意識到了此事，卻為保飯碗不得不隱瞞，四處周旋掩蓋漏洞；胡建林的非正常調入更讓不知內情的人紛紛猜測他的“后臺”是董事長，為了討好董事長，他竟被不明所以地升職加薪；馬杰不敢讓胡建林插手任何實際工作，只讓他記下公司員工的名字，胡建林為了記住、見人就點名，讓正處于裁員風波中的員工心驚膽戰；又比如，胡建林不明就里非要插手裁員工作，他把“優化”二字理解為是個“好詞兒”，給本要被公司裁掉的技術骨干升職加薪……

細細回憶整條故事線，便不難發現，即使沒有刻意加入的“爆梗”，《年會不能停》本身的喜劇構思也足夠成熟，劇情環環相扣，一個錯謬導致另一個錯謬，令觀眾因為那些現實中的荒唐事兒心領神會，相視一笑。接踵而至的荒唐中，胡建林錯調一事背后的權力廝殺也被逐漸揭開：原來，莊正直賄賂的托馬斯偷偷用不合格的零件混入標準件廠的產品，不只是為了中飽私囊，更是公司副總徐云峰扳倒董事長的一盤大棋。

借由這場權力博弈，影片也在爆笑中引發深思，既提出了幾十年經濟發展中，困擾整個時代的問題——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究竟要同舟共濟的公平與關懷，還是要利益導向效率為先？也啟發我們思考每個人都置身其中的困境——現代化的職場管理，為何無法制約職場中的不良風氣？“打工人”在惡性的職場文化中又應如何自處？

由此，《年會不能停》向觀眾證明，喜劇不等于逗樂，嚴肅的現實洞察、結構考究的文本才是喜劇敘事動力的源泉，而在我看來，這部電影在扎實的文本之外，還觸及了喜劇的內核——平等與尊重。

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著名的狂歡理論認為，幽默與笑聲源于擺脫現實秩序的宣泄與釋放，其本質是對等級與權威的解構，是用多聲調的對話去取代單一聲調的獨白，而在喜劇創作的實踐中，解構與諷刺稍有不慎就會流于創作者的自鳴得意，再次成為居高臨下的調侃。

《年會不能停》可貴的是，它的諷刺不針對任何一個人或一群人，而是反思壓迫性的權力結構，向往彼此平等、尊重的良性職場文化。因此，影片對每個人物的刻畫都帶著平視的目光，每個人都有發出自己聲音的空間——比如，出賣工廠的莊正直，也有他難言的生存壓力，權力漩渦中的徐云峰，也有著自己對企業管理的執著。同時，影片對每一個不被尊重的弱者，都有溫情合理的體察——我最喜歡的一個瞬間是，在潘怡然被醉酒的男性上司冒犯時，胡建林對她的保護，不是英雄救美、強者保護弱者的姿態，而是用了一點借口，糊弄過去上司，也讓潘怡然成功脫身。

電影結尾，三個揭露真相、挑戰權威的“打工人”獲勝了，他們盡情地在舞臺上用說唱表達著所有職場人的心聲。也許有人會說，電影給了這次“整頓”職場的行為太過理想化的結局。但我認為，給人們一次挑戰現實、釋放理想的機會，不正是喜劇的應有之義嗎？電影里的年會，恰如巴赫金筆下眾聲喧嘩的狂歡節，經過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通過正義戰勝黑暗、努力終有回報的結局，遙遙呼應著20世紀90年代工廠年會的初心。正如導演董潤年接受采訪時所說：“生活可以變得更好，我們通過努力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這個價值觀值得我們所有人去重新建立信心。”

的確，不能停的是年會，更是所有人一起向好的希望。新年已至，我們需要盡情狂歡，更期待在狂歡之后，邁向更美好的現實。（范語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