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會斌

提到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大家首先想到的多半是“二程”（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人，而對他們之間思想傳承銜接的關鍵人物了解不多。今天，我們就談談駐馬店歷史上一位不僅對“二程”理學思想有較大延展與縱深，而且對宋明理學學派的發(fā)展與對心學學派的創(chuàng)立有著重要影響、具有承上啟下作用的人物——謝良佐，以及載錄其修身治學的核心話語，反映宋代儒家哲學發(fā)展水平的重要著作——《上蔡語錄》，又稱《上蔡先生語錄》。

一

謝良佐，字顯道，蔡州上蔡（今河南上蔡）人，人稱“謝上蔡”“上蔡先生”，生于1050年，卒于1103年，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并稱“程門四子”，黃宗羲更曾稱贊他“程門高弟，予竊以上蔡為第一”，上蔡學派開創(chuàng)者，心學奠基人，湖湘學派鼻祖。對其學術經(jīng)歷，史傳記載較多。

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謝良佐來到開封府扶溝縣（今河南扶溝）向知縣程顥問學，同時亦師事程頤。程顥初次見謝良佐時，就曾對他人說：“這個秀才心胸開闊豁達，有啟開將來的能力，可拭目以待。”一天，程顥對眾弟子說：“你們在這里只是學些言語典故，所想與所念并不一致，不如真正地踐行。”謝良佐請解其語，程顥卻說：“先靜坐吧。”

程顥博學強記。一天，程顥對謝良佐說：“你的確記得多，但可算是玩物喪志呀！”謝良佐立馬汗流浹背、面紅耳赤。程顥見此說：“這便是羞恥之心。”后來，謝良佐見程顥讀書也是逐行逐句地讀，不遺漏一個字，方才醒悟，這是老師用來教導那些一味追求博學人的手段。

謝良佐辭學回家時，尹焞來送并問道：“有什么教導我的嗎？”謝良佐回答：“我們這些同學朝夕跟隨先生學習，看他說什么做什么，我們就記什么做什么。這就像服用有毒的烏頭，剛服用的時候，神清氣爽，筋骨強盛，一旦藥力過去，該怎么辦呢？”尹焞告訴程顥后，程顥說：“良佐真可謂是益友呀！”

后來，謝良佐又問學“二程”。程頤說：“一年不見，在哪里用功了？”謝良佐說：“也只是去掉了一個‘矜’字。”程顥問如何解釋？謝良佐說：“仔細檢查自己的問題，都是因為這個字。只有降伏這個罪過，才能繼續(xù)向前。”程頤稱贊其治學能做到“親切問于己所學未悟之事，但不泛濫問之；思己歷未能及之事，但不過分遠思”。

元豐八年（1085年），謝良佐考中進士。紹圣四年（1097年），謝良佐被任命為應城（今湖北應城）縣宰。典學胡安國巡行其地時，請求執(zhí)弟子禮以見。進門見縣衙吏卒像土木偶人一樣，胡安國肅然起敬，遂拜謝良佐為師。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初，謝良佐被調任京城為官，后因忤逆宋徽宗意旨而被貶為西京竹木場監(jiān)稅，不久又因講話觸犯朝廷被囚于詔獄，后被廢官為民，直至終老。

二

《上蔡語錄》最初由曾恬、胡安國記錄其師謝良佐日常教導話語而成，屬語錄體，以寫本流傳。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朱熹第一次刪定該書，以括蒼（今浙江麗水）人吳任寫本一篇（題曰《上蔡先生語錄》）、江蘇吳中印本一篇（題曰《逍遙先生語錄》）與胡安國寫本二篇（題曰《謝子雅言》）相互參校，定為二篇。后刪去其中百余章與謝良佐思想相去較遠的內(nèi)容，補錄別書所載謝良佐話語三十余章，最后定為三篇。乾道戊子年（1168年），朱熹第二次編定該書，增加了謝良佐與胡安國的幾篇親筆書信。如今所見三卷本《上蔡語錄》即朱熹二次刪定后的版本。

三卷本《上蔡語錄》共載謝良佐言語127條，其中上卷55條、中卷47條、下卷25條。分為五種形式：其一，獨白式，直記謝良佐話語，如“謝子曰：‘術者，處世之名。’”。其二，敘述式，交代話語情境，如“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人道不教人做，卻教誰做？’”。其三，問答式，記錄謝良佐與他人的問答，如“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其四，內(nèi)容式，只記話語內(nèi)容，不冠謝良佐之名，如“昔在二先生門下，……觀二人氣象，亦相似”。其五，引述式，只記謝良佐引述他人的話語，如“元城曰：‘誠意積于中者既厚，則感動于外者亦深。’”。

又因全書所載均為謝良佐日常教學與生活中闡發(fā)的修身治學言語，本非針對單一主題展開，“以切問近思為要”，因此結構相對松散，并無嚴格的章法條例，但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其一，談修身為學之道。這是《上蔡語錄》的核心所在，所論甚多。有談修身境界的，如認為孔子的境界能夠達到“與天為一”，而孟子“未能合一”；有解釋修身為學中概念的，如解釋什么是“浩然之氣”，什么是“心”與“仁”，為什么“人有智愚之品不同”；有通過評判他人講述為學修身之道的，如通過評價顏子“學得親切”來說明“博我以文，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的道理，等等。其二，談治國為政之法。由于全書以修身為本，因此書中談這類內(nèi)容相對較少。以談“為政如何”問題為例：謝良佐認為應先立信，且遇事要與大家商議處置方法，并以處置借貸為例進行了分析，同時也以判案為例解釋了如何“處事何以為要”的問題。但在回答如何“變化風俗”的問題時，卻認為只有圣人才有如此能力，即使是孟子也得從法律制度入手，而且未必能做好轉變風俗之事。

三

謝良佐著述保存不多，理論思想多在《上蔡語錄》一書中得以保存，對后世儒家哲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有著較大影響。

它是研究湖湘學派哲學萌發(fā)的必要材料。湖湘學派指的是長期活躍在洞庭湖與湘江一帶的儒家學派，創(chuàng)始于宋代胡安國，對中國文化發(fā)展影響巨大。而“先生（胡安國）之學后來得于上蔡者為多”（黃宗羲語）。《上蔡語錄》中就有不少記載胡安國向謝良佐問學的內(nèi)容。如胡安國向謝良佐請教如何在日常事務中做功夫，即“胡子曰：‘如何做功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卻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fā)’”。而湖湘學派所論“天命之謂性，流行發(fā)見于日用之間”（胡宏）等語，實際也本自謝良佐“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之論，且長期堅持謝良佐“以覺言仁”（被朱熹詬病流于禪學）的觀點。可見研究湖湘學派思想之啟蒙發(fā)展離不開《上蔡語錄》一書。

它是揭示晦庵理學思想來源的重要資料。一般認為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朱熹（號晦庵）所學承自“程門四子”中的楊時（號龜山），但實際上其受謝良佐的影響更大。這可從其對楊時、謝良佐的不同評價窺測一二。朱熹認為楊時天資極高，所學樸實簡易，一旦立定觀點，則不需要窮究細探，即“皆是天資出入，非假力學”。而談起謝良佐，雖批評其引佛入儒的不良學風，但稱贊其“高邁卓絕宏肆，善開發(fā)人”，認為其闡明了窮理入德、明道教人的法門。因此，深入比較《上蔡語錄》與朱熹論著中之思想異同，有利于明晰朱熹之學的來源。

它是探究象山心學思想傳承的基本材料。心學是儒家的重要哲學流派，程顥首開其端，發(fā)展至陸九淵（號象山翁）已初現(xiàn)繁榮之貌，與朱熹理學分庭抗禮。朱熹曾指出陸九淵的學問來自張九成（字子韶），而張子成的學問又來自謝良佐，只是各自對所學有所沖破。如張九成所言“日用之中，天理每于此而易見”，與謝良佐所倡導“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灑掃應對做起”的論點相通。而象山心學又承接自張九成，留有不少謝良佐思想影響。如象山說：“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源于謝良佐“仁者，天之理，非獨撰也”之論。因此，想要深究象山心學的思想傳承也必須以《上蔡語錄》為基礎。

《上蔡語錄》是謝良佐一生的思想精華所載，其重“內(nèi)圣”尤勝“外王”。他在程顥以“窮理”貫通儒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將其引向日常生活，提醒人們不僅要抬頭看天，更要低頭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