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生和呂氏兄弟

石新宇

我的家鄉在南陽市方城縣楊集鄉東橋村。東橋村東南一里多地是楊莊村，村子正南三里是張樓村，張樓村正南一里多是呂莊村，我小的時候，這幾個村子同屬于張樓大隊。張樓大隊有一所初中小學合體的學校，在張樓村，叫張樓學校。我的小學就是在張樓學校上的。
岳生是楊莊村人，我沒見過，應該比我大七八歲。關于他的事情，我都是聽村上人說的。岳生是他的小名，他的學名我不太清楚。他高中畢業時是文革后期，上大學不靠考試靠推薦，他沒被推薦上，只好回到村里務農，和村民一起到田里勞動。他母親已經去世，父子兩人相依為命。家徒四壁，他連個縫補衣服的人都沒有，在村民眼里是很可憐的，雖是高中畢業也不見媒婆登門。在田里勞動時，他總是帶上學過的課本，休息時就翻開看，有時還念念有詞。村民都笑話他，你都回村上了，學那有什么用？還是想法給自己找個媳婦吧。他笑笑，不說話，該怎么著還怎么著。后來不知為什么，大隊書記把他和另外幾個村民關了起來，說他們是壞分子，關起來是讓他們接受教育。我的一個本家叔叔和他關在一起，關了好幾天才把他們放出來。1977年，高考恢復，岳生參加考試，被一所大學錄取，通知書到了大隊，大隊書記說他是壞分子，不給開證明，結果岳生沒上成大學。大隊書記很得意，在村民（那里稱為社員）大會上高聲說道：“他岳生要是能走出張樓大隊，瞎了我的眼。”第二年，岳生又參加高考，又被一所大學錄取，大隊書記仍然不給開證明。岳生知道形勢變了，開學前到縣里去反映。接待他的是位女領導，很熱情，當場把電話打到大隊，要求給岳生開證明。第二天，那位女領導坐著綠色吉普車到了大隊，當面讓大隊書記開了證明，并把等在那里的岳生接走。這件事在大隊的幾個村震動很大。那時吉普車是縣里最好的車，大家都在傳岳生是被縣委書記親自接走的。大學畢業后，岳生被分配到省直單位工作，還被提拔為處級干部。順便說一句，大隊書記的眼沒有瞎，只是不久就下臺了。
呂氏兄弟是呂莊村人，老大叫呂躍杰，比我大三四歲。我在張樓學校上小學時，他在那里上初中，我和他大弟呂躍凱同班，他還有個小弟叫呂躍良，比我小幾歲，也在那里上小學。呂躍杰的家境很一般，但他學習好表現好。我的成績也不錯，又因為和他大弟同班，我們有一些交流。我對他印象最深的是兩件事：第一件事，有一次開全體師生會，他和另外幾名學生發言，其他人都是站著發言的，他卻坐在主席臺上。主席臺上有一個茶杯，他發言時兩次慢慢端起茶杯喝水，下面不少學生笑他。那時候我們都很靦腆，誰都羞于在公眾場合拋頭露面，他坐在主席臺上發言已經夠讓人吃驚了還喝水。第二件事，有天雨夜，他在家復習，有道題不會做。第二天要考試，他知道老師住在學校，就在父親的陪同下冒雨到學校請教老師。這件事學校宣傳了好一陣子。我一直是很佩服他的，也覺得他很像一個老大哥。后來他考上了鄭州大學，又一次成為我的學兄，只是我考上鄭州大學時他已經畢業。畢業后他被分配到方城縣經委工作，也當了領導。他的大弟小弟也在他的影響和父親的嚴格要求下，先后考上大學，畢業后大弟分配到縣城教書，小弟分配到濮陽市一家電廠工作。
我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就農轉非了。除了我，岳生和呂氏兄弟三人是張樓大隊僅有的考上大學的人。如果他們沒有考上學，要么務農要么打工，根本不可能成為領導、教師。他們能走出那個村子，就是對父老鄉親的貢獻，起碼他們和他們的老婆孩子不再依靠村上的耕地生活了。把耕地留給了父老鄉親，不就是對家鄉的貢獻嗎？
有些人感嘆知識不能改變命運，我寫這篇文章就是為了批駁他們的觀點。知識是能夠改變命運的，只要掌握的知識足夠多。現在大學生到處都是，僅憑大學里學的那些知識當然很難改變命運。當年大學生是出類拔萃的佼佼者，岳生他們的命運就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