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二八淞滬抗戰90周年。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到1932年日軍進攻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日軍悍然發動侵華戰爭的行徑昭然若揭。戰爭不僅帶給中國人民深重的創痛，也令一批來華國際友人身陷其中，他們留下了與中國人民并肩戰斗的佳話和呼吁世界和平的由衷企盼。

歷史從未離去。90年過去，諸多細節又重新回到大眾視野，鼓舞人們銘記歷史，珍愛和平，砥礪前行。

熱戀情侶親歷淞滬抗戰

1931年夏季，一個炎熱的下午，年輕有為的埃德加·斯諾和活潑好動的海倫·福斯特在上海市中心一家新建的美式咖啡館初次見面，彼此深深吸引。1932年12月，兩人喜結連理。

這對年輕戀人，都來自美國，都有記者身份，在太平洋彼岸的異國他鄉有很多共同語言。但兩人熱戀不久，一·二八事變爆發。海倫在回憶錄《我在中國的歲月》里稱，1932年1月28日爆發的第一次淞滬抗戰，是其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戰爭”。

據海倫回憶，1932年1月初，日軍入侵上海的陰云已經蔓延到了公共租界，日貨店開始大減價，有的店鋪更名，一艘日本海軍運輸艦已駛入上海平靜的港口。到1月27日，戰爭神經已經緊繃。她這樣形容，只要門一響，或黃包車輪胎“放炮”，就不得不考慮如何進一步避難。海倫在給家人的信件中，用“悲慘”和“陌生”來形容當時的上海。她認為，中國孤立無援，“沒有海軍，沒有空軍，沒有軍火”。這是她個人對中國防御力量的觀察，字里行間都是憂心忡忡。

海倫寫道，1932年1月28日，上海的華埠陷入了一場真槍實彈的戰爭，一方是日本人侵略，一方是中國的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多年后，海倫找到了當年的一些信件和剪報，她當時曾主動撰寫電訊稿稱：“日本軍機飛臨上海市上空，轟炸了火車總站。華埠火光沖天，沒有控制局勢的希望。日本海軍已完全占領了閘北地區。”

“中國人在抵抗！”在海倫的記憶里，一·二八事變爆發后，埃德加·斯諾從未閑著，他奔走各處，關注戰事，目睹了日軍在虹口進攻。“他們（指日本軍隊）一路殺過去，中國軍人負傷，只得退后……”海倫的回憶錄援引了當時埃德加·斯諾所描述的第一目擊現場。

斯諾和海倫都以“戰地記者”身份記錄了1932年的第一次淞滬抗戰。戰爭的殘酷更快地拉近了兩顆年輕的、渴望和平的心，戰火中的愛情彌足珍貴，后來這對伉儷相繼抵達陜北，家喻戶曉的《紅星照耀中國》得以誕生。

斯諾和海倫有共同的感受，在抗戰烽火中，中國革命軍人的形象更加清晰起來，他們不是散兵游勇，他們是那個時代的民族英雄。

穿越火線試圖搭救魯迅

“十九路軍是一支以民族意識和勇敢聞名的南方軍隊。”“在那一次戰役中，人民的愛國主義熱情高漲是不容置疑的。民房和學校變成了醫院，醫生、護士和學生都自告奮勇參加服務，工人們直接參戰或抬擔架。700名工人和士兵一道守衛吳淞炮臺，面對日本陸海空軍的協同進攻，堅持達幾個星期之久。”史沫特萊在其著名作品《中國的戰歌》中，這樣描寫1932年發生在上海的第一次淞滬抗戰。

她還寫道：“這場戰爭使我第一次有機會根據第一手資料對中國的士兵有所了解。在大多數外國人看來，他們都是不堪一擊的雇傭兵。他們有不少人比孩子大不了多少，卻已是久經沙場的‘老兵’。像中國的平民一樣，他們不裝聾作啞，能夠無拘無束地談出自己的想法，他們憎恨日本人，反對帝國主義國家，認為沒有理由打內戰。”

史沫特萊十分珍視與著名作家魯迅結下的友誼。第一次淞滬抗戰爆發后，她曾穿越火線，希望營救魯迅先生。

據史沫特萊回憶，她屏息靜坐在車廂里，車飛快地行駛在兩側布滿日軍的街道上，“不等他們有時間舉起手來要求檢查證件，我們已經一掠而過”。她看到當時的虹口地區已經有一片毀于戰火。抵達魯迅寓所后，她一邊猛力敲門，一邊用英語和德語呼叫，但是沒人應聲。

史沫特萊撲了個空。她和同伴又疾馳著穿過日軍陣地，回到當時的公共租界。她回憶，直到第一次淞滬抗戰結束，才得知魯迅一家得到了日本友人的及時搭救，有幸躲過劫難。

在《中國的戰歌》中，史沫特萊還寫道，戰爭期間，有不少朋友慘遭日本人殺害，其中包括自美國歸來的中國留學生，還有歐美人士受傷。她認為，戰爭對人類的傷害不分年齡、不分國籍。

2021年，在魯迅誕辰140周年之際，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文萃》中，公布了多封1932年上半年魯迅與友人的書信，也提到了一·二八事變后，戰爭對日常生活的巨大影響。在標有“二月二十二日”落款時間的信中，他告訴友人許壽裳：“此次事變，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線中，血刃塞途，飛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內山君設法，攜婦孺走入英租界，書物雖無一取攜，而大小幸無恙。”這里指的就是一·二八事變后，魯迅得到內山完造的幫助，得以與許廣平、周海嬰一起離家避難的一段往事。

珍貴記憶“再發現”

國際友人1932年的上海戰事親歷記，如今散見于改革開放后陸續出版的一些中文譯作中。

20世紀80年代初，學者江楓完成了國際友人史沫特萊巨著《中國的戰歌》的翻譯，漢字約39萬多字。江楓在譯序中感慨，史沫特萊強調寫作的真實。江楓認為，史沫特萊深知，只有真實，才是最強有力的，才能在“筆尖的戰斗”中立于不敗之地。學者們還發現，史沫特萊極其敏銳地洞察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日軍即將入侵中國的跡象。《中國的戰歌》等報告文學作品為抗戰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此外還為魯迅研究提供了罕見史料。

我國長期專注于斯諾研究的專家、《我在中國的歲月》譯者之一安危接受采訪時表示，斯諾與海倫的相識相知，以及他們對當時中國現狀判斷的諸多共識，是后來促使《紅星照耀中國》問世的一個特別因素。特別是在上海的經歷，包括他們對當時抗戰進程的采訪，以及與宋慶齡、魯迅等知名人士的密切往來等，更進一步激發了斯諾的創作靈感，讓他日后一步步前進，從內心深處更加理解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盡管斯諾與海倫于1949年離婚，但兩人作為戰地記者的珍貴記憶，成為從國際友人視角研究中國歷史的一筆寶貴財富。

史沫特萊、斯諾等早期在上海留下的主要是現場文字實錄、回憶錄及老照片。上海音像資料館在長期研究中受到啟發，依托持續近30年的海外采集、研究整合而成的上海抗戰歷史影像資源庫，進一步挖掘出“國際視野中的淞滬抗戰”系列影像資料。

上海音像資料館有關負責人說，圍繞1932年和1937年，前后兩次淞滬抗戰開展的影像資料研究發現，20世紀30年代發生在上海的戰爭，是轟動世界的新聞事件，受到國際各大新聞社的持續聚焦和報道，并向世界各地傳播，進而留下了諸多寶貴的歷史影像。例如，當時美國的赫斯特新聞、環球新聞、福克斯新聞、派拉蒙新聞，以及法國的百代新聞等，都在20世紀30年代拍攝報道了上海的重大新聞事件。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大約90年前，一些外國記者在日軍侵華的廢墟前進行新聞報道，當時的中國平民飽受戰爭之苦，無論是斯諾等國際友人留下的回憶錄，還是其他戰地記者留下的寶貴影像，都在激勵后人銘記歷史、面向未來，要不遺余力地推動全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記者：許曉青  參與采寫：田雨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