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永紅

太陽把光明帶走之后，黃昏就緊逼了過來。暮色正一寸一寸爬上來，再一點一點滲進我的身體。想到未來那些無窮無盡的黑暗，將會像黏稠的瀝青，不由分說涂滿我的身體，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路兩旁密密麻麻布滿的都是莊稼、青草，散發著植物的氣息。蜻蜓喜歡草尖，累了就憩息一會兒，草尖就是它們臨時的家。而高處，蝙蝠在天空飛舞著，它們的舞姿優美，它們的自由、歡快讓人嫉妒。

天漸漸黑了。

無論怎樣延宕，螞蟻一樣慢慢挪動著步伐，還是離家越來越近了。事實上，和我一起回家的還有一個女同學。她有時勸我幾句，大部分時間不說話，就那么靜默地陪著我走。從遠處看，這是多么奇特的一景：兩個少女，正處在黃金時光，卻臉色陰郁、步履沉重，看起來那么不快樂，仿佛她們之間鬧了矛盾，沒有笑聲、沒有歌聲，沉默像是502膠水，粘住了屬于這個年齡的活潑、靈動。路兩邊的楊樹靜靜佇立著，若是有風拂過，就會很開心，拍著巴掌，輕歌曼舞，仿佛生活一直是這么美好，需要它們由衷地表示贊美。

自行車丟了。

是我家的。放學之后，在老地方，它不見了。我就開始找，我的同學也幫我找，整個校園轉了幾圈，還是沒找到。師生像潮水一樣涌了出去，整個校園空蕩蕩的，仿佛一個被鈴聲吞吃掉了肉餡的大包子，只余下一張干癟的皮，軟塌塌地伏在那兒，了無生機。一個女同學一直陪著我，她那扎得高高的馬尾辮隨著急急忙忙走路的姿勢，一蕩一蕩的。當校園里的人越來越少時，我已經瀕臨絕望的邊緣。她告訴我，她決定陪我回家，一起把這個黑暗的消息告訴我的家人。我沒有拒絕，因為我已經六神無主、不知所措了。自上學以來，我遭遇了平生一件大事，把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給弄丟了。

那是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已有近十年歷史，整個軀體早已破舊不堪，沒有車鈴，鏈條銹跡斑斑，若不及時上縫紉機油，就會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仿佛老鼠咬木頭的噪聲。按年齡來算，這輛車子已經進入了暮年，可謂是我家的功臣。車子是二八加重車，飛鴿牌。它是父親出遠門辦事的必備工具。我家窮，子女多，父親經常做些小生意貼補家用。家里這輛唯一的交通工具被我弄丟了，按父親暴戾的脾氣，會有怎樣嚴重的后果呢？

因為家庭經濟壓力很重，父親一向不茍言笑、面色嚴峻，他的眼光拂過，我們就會感覺有一陣冷風刮過，禁不住會打一個寒噤。但父親也不是一味地嚴肅，總還有例外的時候。上小學三年級時，我得了一場怪病，頭暈、乏力，不想吃飯，總是嗜睡，吃藥、打針也沒治好，上學也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只好休學回家。農村人信奉偏方治大病，父親便騎著這輛自行車帶我踏上了治病之旅。鄰居古道熱腸，一有相關治病的消息就通知我父親，于是東南西北都留下了我們的身影。有的路段不好，只是一條莊稼地里岔出的羊腸小道，拖拉機和架子車的車轍很深，走起來坑坑洼洼的，七顛八倒，會折損車子的壽命，父親就會讓我下來，他推著車子走；有時正好剛下了雨，道路被泡得軟乎乎的，根本無處下車，父親就索性扛著車子前進。那時的父親，身體強健，孔武有力，那么笨重的車子扛在肩上依舊大步流星，仿佛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我跟在后面一邊小跑著，一邊用欽敬的目光追隨著父親。

也有這樣的時候，經過漫長的跋涉，因精力消耗太多，我坐在車子后座上，疲乏無力，昏昏欲睡。父親怕我打瞌睡從后座上掉下來，就努力給我講笑話，有的笑話一點兒也不好聽，我聽了無動于衷；有的笑話很好聽，我聽了哈哈大笑。父親看到我笑得開心，也笑了。我們笑得車子微微顫抖、身子東倒西歪，仰臉望向天空，天空湛藍明凈，仿佛被我們的笑聲感染，也是微微顫抖。后來每每回望，于記憶深處，我都能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看到一個剛勁有力的人在努力蹬著自行車，后座坐著一個穿花格子上衣、扎羊角辮的小女孩，他們有說有笑，他們的影子在一條長長的路上前進著，最后風馳電掣一般，人和車都消失在路盡頭了。

如今，這輛為我家立下汗馬功勞的自行車，卻被我弄丟了。

女同學一路都在咒罵著小偷兒。她脾氣一向潑辣直爽，這時正像一只被惹急了的蜜蜂，恨不得以性命相搏，將毒針刺向可恨的小偷兒。雖然我們走得很慢，但還是到家了。屋子里透出昏黃的光芒——平時看似像烤黃的面包一樣溫暖的色彩，此時分明有了冷峻感。因我比往常回家晚，母親正焦躁不安。面對家人，我說不出一句話，女同學就替我把丟車子這件事情講了一遍。屋子里先是靜默，使人壓抑、憋悶。隔了一會兒，似乎沒有想象中的暴風驟雨，父親和母親也沒說什么，只是淡淡說道：吃飯吧，天晚了。也許是因為有女同學在吧，他們雖臉色不好，也不便發火。

忐忑整整伴隨一夜，我都沒睡好。女同學勸慰了我幾句，就進入夢鄉了。院子里很安靜，偶爾會有幾只狗的吠聲遙相呼應著。地上沒有月光，淺藍色的窗簾外面一片漆黑，偶爾有幾只蟋蟀歌吟，似乎生活之于它們就是永遠無休無止的抒情。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丟車子這件事，像塊大石頭，沉甸甸地壓在心底。

直到第二天上學，父親和母親也沒就這件事情發表任何看法，仿佛丟自行車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仿佛這件事情根本微不足道。但很久以后，聽母親說，我也才知道，父親在第二天上午就去了學校，將校園的每個角落都找了一遍，但終歸還是沒有找到，車子是真丟了，再也找不回來了。隨后的幾天，父親也沒有在我面前說什么，我不知道這件在我看來天大的事，為什么父親會選擇隱忍，為什么就這么輕描淡寫地過去了。時間久了，這件事情也淡化下來了。只是每想到這件事情，我心里都會隱隱作痛，那輛自行車就這樣銷聲匿跡了。

那個女同學初中畢業后去了湖北武漢發展。初始，我們書信來往頻繁，她在信中談及工作、戀愛以及在城市生活的種種感慨，還寄來相片，說是在武昌照的。相片中，她站在一處蓮花池畔，看上去知性、明媚，和在初中時期的青澀、稚嫩相比，仿佛是一只脫掉軀殼的蝴蝶，涅槃之后，完全是另一番天地了。再后來，我們就失去了聯系，彼此之間亦是“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無處問”了。茫茫人海，她把我丟了，我也把她丟了。

后來，說到這輛丟失的自行車，父親說：“車子丟了，再發脾氣有什么用。改變不了的事情，就是再生氣也解決不了問題，就當沒發生過吧。”說這話時，父親正坐在椅子上抽煙，抽得有滋有味。他的頭發已經花白，臉上深紋歷歷，身上全是時間碾壓過的痕跡。我恍然想起，父親當年騎著那輛飛鴿牌二八加重自行車帶我看病，看到一個剛勁有力的人在努力蹬著自行車，后座坐著一個穿花格子上衣、扎羊角辮的小女孩，他們有說有笑，笑得車子微微顫抖、身子東倒西歪。仰臉望向天空，天空湛藍，仿佛被我們的笑聲感染了一般，也微微顫抖，然后風馳電掣一般，人和車都消失在路盡頭了。

那一年，我上初二，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