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夏天，都有許多嶄新的聲音從上海出發，前往全中國甚至世界。上海是我心中最偉大的城市之一，這個城市給了我很多靈感和機會，見證了我不少作品的誕生。”作曲家、指揮家譚盾眼中，上海猶如他的第二故鄉。“上海既有非常深厚的音樂文脈也有極為國際化的音樂視野，它讓我更大膽、更勇敢、更執著地去追求自己的創作靈感。”

7月14日晚，作為上海夏季音樂節參演節目，譚盾將攜手上海交響樂團演繹自己創作的《大地之聲》（為101件陶石樂器和交響樂而作），以及勛伯格改編的馬勒《大地之歌》室內樂版本，展開跨越時空的中西音樂對話。在捷豹上海交響音樂廳，譚盾向記者展示滿地板的“瓶瓶罐罐”——它們是用采集自陜西、香港和臺灣的泥土制成的塤、號、鼓等陶土樂器。在譚盾執棒下，這些樂器發出既新奇又好聽的樂聲，即將激發聽眾的無窮想象。

　　用中國的陶土寫一部《大地之聲》，與馬勒的《大地之歌》展開中西對話

《大地之歌》是奧地利作曲家馬勒的代表作，作品采用詩人漢斯·貝特格的意譯詩集《中國笛》中的七首唐詩作為歌詞。勛伯格于1921年將其改編為室內樂，其中保留了聲樂部分的旋律和唐詩歌詞，精簡了原來的樂隊，演唱結構參照中國唐式古建筑的風格——以男女對唱形式為中軸點，視覺上極具對稱美，也使整首曲子更有平衡之美。

“馬勒以中國的唐詩為題材，寫出了《大地之歌》，那我為什么不能用中國的陶土，也寫一部《大地之聲》呢？”2011年，譚盾受到維也納格拉芬內格音樂節委約，為紀念馬勒逝世100周年而創作《大地之聲》，并由指揮家克里斯蒂安·雅爾維指揮維也納愛樂首演。這部作品又名《垚樂》，是繼《水樂》《紙樂》之后，譚盾“有機音樂·大自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今年正逢馬勒逝世110周年，在上海夏季音樂節的舞臺，《大地之聲》將再次奏響，并與馬勒的《大地之歌》展開關于生命起源和生命歸宿的探討。

為了探索“大地”的聲音，譚盾設計用陜西黑土、香港紅土、臺灣白土及南陽的石頭，制成他的陶土樂器和陶石樂器。“泥土的密度、松軟程度不同，由它們制成的樂器發出的聲音也會不一樣。”譚盾發揮了他的想象力，把這些充滿創意的樂器和交響樂隊融合在一起，共同演奏《垚樂》。樂手們通過吹陶、拉陶、彈陶、敲陶等演繹方式，發出一陣陣“大地之聲”。

《大地之聲》共分為三個樂章，第一樂章《致青春》以極簡主義的重復節奏型為特征，通過吹陶和敲陶，配以管弦樂的“土色”，穿插樂隊的嘻哈、搖滾節奏，好似大地在生機勃勃、充滿生命活力地震動，與馬勒《大地之歌》第三首《青春》對話。第二樂章以吹陶塤與陶笛為主奏加之雙音石磬，以中國古曲《陽關三疊》為旋律素材，與馬勒《大地之歌》第一首《愁世的飲酒歌》對話，孤獨而凄涼。中段是“陶體氣鼓”的激動華彩與對答，并將樂曲引為極戲劇性的展開部。第三樂章由石頭方鐘、圓鐘及雙音磬主奏，悠遠而幽靜，這些石頭樂器皆由譚盾與湖北編鐘博物館一同創制。這一樂章中更引用了馬勒《大地之歌》中第五首《春天的醉者》的片段，與音樂中的京劇色彩對話，像是李白的酒歌——“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的夢幻世界，展現出借酒消愁者如醉似醒的神態。這里是李白與馬勒的對話，更是譚盾在感嘆人類的生命與青春，也感嘆大地的悲愁與春日的醉境。

　　藝術家要比膽量也要比孤獨，希望為中國音樂特點歸納出世界通行的理論體系

在不同國度的音樂中遨游，從中國古老的文明中尋找靈感，譚盾很多作品的音樂語言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征。曾經有國際學生問他：“老師，你能不能用五線譜的記譜法或者鋼琴，把中國音樂的特點剖析清楚？”這是譚盾過去40年里一直面對的挑戰，也是他未來會繼續努力的方向。

“如果說西方音樂更多的是從和弦、和聲的物理結構衍生出旋律、節奏，那么東方的音樂則是有機的，在聲音媒介方面，把所有的聲音變成一種有機體、完整體。”譚盾打了個通俗的比方，如果人類聽到的聲音是一塊蛋糕的話，“西方切成了do、re、mi、fa、sol、la、si，不同組合、結構形成協和、不協和的發展；中國的聲音就是一整個蛋糕，比如我們的京劇、昆曲，就打破了音階，是完全不同于西方音樂語言結構的組合方式。”

以這次上演的《大地之聲》為例，音樂呈現的不僅是自然的陶土樂器的聲音，還把交響樂的節奏、旋律、結構和中國有機音樂結合在一起。“中國音樂很有意思，是從大自然總結出音與音之間的關系、結構與結構的倫理。”譚盾認為，在世界音樂史中，“西方音樂史學一直沒有留給東方音樂很多空間，比如我們東方音樂的起源、發展和特點。”從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角度，譚盾希望把古老的中華民族的音樂藝術傳統，特別是“有機音樂”這個概念，演化成“未來全世界音樂學院、藝術學院，從琴童到音樂史學家都可以研究、學習、總結的理論體系”。（記者 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