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水，何以共生？滔滔淮河，給出了這個千年之問的答案。

千百年來，淮河水害頻發。治淮，從大禹開始，歷朝歷代做過努力，然而沿淮各地史志都留下了“千村人蹤絕，萬戶斷炊煙”的記錄。

從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作出《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淮河兩岸人民致力安瀾。

從新中國成立初“抗御洪水”到改革開放后“管理洪水”，再到新時代謀求“人水和諧共生”，淮河人民在戰勝水災、再造山河的過程中，不斷改變自身命運，探索人水和諧共生之道。

斗水

從四處逃難到起身斗水，93歲的李秀英至今記得71年前淮河邊的情形。

那時，洪水是最大的災難。1950年淮河大水，堤壩潰決，李秀英一家老小逃到村外崗地上，一熬就是幾十天。

淮河水災，揪緊著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心。

一份來自安徽的電報說：今年水勢之大，受災之慘，為百年來所未有。由于水勢兇猛，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者，或翻船而死者，受災人口共990多萬。

當毛主席看到材料中“不少村是全村沉沒”，幸存者“多抱頭大哭”時，熱淚流淌。

此后兩個月，毛主席就治理淮河批示四次。1950年10月14日，在新中國百廢待舉、百業待興的情況下，中央人民政府作出《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次年春，毛主席發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令。

這是新中國第一條全面系統治理的大河。

一聲令下，山呼海應。

著名水利專家汪胡楨送走抗美援朝的兒子，從課堂直接去了治淮工地。人民解放軍的兩個師剛從硝煙彌漫的戰場歸來，就奔赴最艱苦的大別山區水庫工地。

治淮頭一年，走上工地的農民工達300萬人，李秀英是其中之一，“我也下了決心，不逃了，跟水斗！”

二十出頭的李秀英在工地上組織起女子突擊隊，抬土半天壓壞四條扁擔，肩膀天天腫得像饅頭。上工前，她們用圓木反復壓肩膀，直到壓麻木了，精神抖擻地再上“戰場”。

為了早一天完工，治淮人員連續數月都睡在工地的泥地上；缺吃的，大家喊著號子忍住餓；缺工具，許多人將家里唯一擋風的門板都劈開了……

靠著锨、鍬、條筐、獨輪車，他們用8個月時間完成了約1.9億立方米的土方工程。

當年采訪治淮的新華社記者打了個比方：如果把這些土筑成高寬各1米的土墻，長度大致能繞赤道5周。

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務院先后召開12次治淮會議。淮河流域建成各類水庫6300余座，興建加固各類堤防6.3萬公里，基本建立了防洪減災除澇體系。

1951年，李秀英作為農業勞動模范代表，被邀請列席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見到了毛主席。得知李秀英是治淮模范，毛澤東接過她手上的本子為她簽名留念。

此后數年，李秀英始終都把這個簽字本帶在身邊。泛黃的筆記本見證了新中國為民斗水的初心、人民斗水的勇毅。

馴水

1964年5月31日，42歲的黃昌棟離開了他魂牽夢繞的工地，永遠閉上了眼睛。留給淮河的，是他41個關于一條“人間天河”的建議。

“盼水水不來，恨水水不走。”一句民諺道破淮河兒女曾經對水的復雜情感，窮于水、困于水，如何讓水為人所用？

黃昌棟心心念念的“人間天河”便是為“馴水”而設計的。

它叫淠史杭，是新中國成立后興建的最大灌區，它橫跨淮河、長江兩大流域，通過樞紐工程，把治理淮河工程興建的五大水庫之水引上丘陵高崗，為江淮大地“解渴”。

1958年8月19日，在持續數月的大旱之后，淠史杭工程正式開工，黃昌棟來到指揮部從事規劃工作。他每天工作18個小時以上，跑遍了灌區的每一個角落。他和大禹一樣，三過家門而不入，直至累倒在工地上。

淠史杭工程從規劃設計到勘測放樣，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千人測繪團隊僅用4個月就完成了。

1972年，歷時14年的淠史杭主體工程基本建成通水。

經過歷次完善，如今展現在世人眼前的，是一個由2.5萬公里七級固定渠道、6萬多座渠系建筑物、1200多座中小型反調節水庫和21萬多座塘堰組成的“長藤結瓜”式的灌溉系統。

淮河上如今已建成四大灌溉體系，實灌面積由20世紀50年代的不足1500萬畝增加到1.36億畝，“十年九旱”的貧瘠之地變成了今天的大糧倉。

從淠史杭樞紐往北走上200公里，便是淮河岸邊。壘于平地之上的，是沿淮特有的居住形態——莊臺。

多少年來，淮河“水口袋”里的人不斷重復著“水進人退”“水退人進”。也因為此，莊臺經濟發展滯后，人居環境較差，“泥巴凳，泥巴墻，除了泥巴沒家當。”

水帶來的問題，就從水里找解決辦法，“馴水”成為莊臺人擺脫貧困的新路子。

7年前，“80后”姑娘劉曉妮辭去了銀行職員工作，來到阜南縣郜臺鄉參與當地的扶貧工作。走村串戶過程中，她發現家家戶戶用沿淮生長的杞柳編筐打簍，但只能用來養家糊口。在劉曉妮等扶貧干部的幫助下，村民們擴大生產，把柳編做成工藝品，賣向全國各地甚至遠渡重洋，一個個小家業連成大產業 。與此同時各地莊臺擴展諸多適水農業，從水里“淘金”。

治淮降洪魔，更為淮河兒女帶來“水紅利”，安徽沿淮13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2020年全部脫貧摘帽。

親水

淮河岸畔，黑牛嘴水生態園，極目處，荊涂二山巍峨而立。4000余年前，傳說大禹劈山導淮于此；眼近前，淮河水面波光粼粼，擁有40孔節制閘的蚌埠閘宛如一條巨龍。

這個水生態園原是一片荒涼的河灘地，如今樹木蒼郁、鷺雀飛翔。蚌埠閘工程管理處主任劉渤告訴記者，未來將打造一條“魚道”，從公園下穿過，供魚類洄游。

給魚開道，更給水讓路。

2003年以來，沿淮河南、安徽、江蘇等地開展行蓄洪區及淮干灘區居民遷建，逐步將“水口袋”里的87萬余人搬遷至安全地區，還行蓄洪區該有的生態功能。

阜南縣委書記崔黎說，與水“糾纏”了這么多年后，淮河兒女逐漸找到了一個與水共生的恰當方式，“這就是尊重自然，讓道于水；給水出路，人有生路；兼顧發展，人水和諧。”

曾幾何時，莊臺上的居民朱懷海開著水泵排水種莊稼，淮河水已經成了他致富的重要伙伴——他養的萬只麻鴨游在水里，千畝藕田亟待新一年的生長。

“深水魚、淺水藕，灘涂洼地種杞柳，鴨鵝水上游，牛羊遍地走……”如今，淮河兩岸變“種地”為“種水”。

70多年來，治淮工作與沿淮人民命運休戚相關，這條大河，“淮”抱著中國尊重自然、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人水共生答案。 （據新華社）一把小提琴奏響永恒旋律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清晨，天安門廣場。在莊嚴的《義勇軍進行曲》旋律中，鮮艷的五星紅旗緩緩升起，隨風飄揚。

兩千多公里外，云南省博物館收藏著一把布滿歲月痕跡的小提琴。它的主人聶耳，曾在戰爭烽火中譜寫出《義勇軍進行曲》的經典曲調。后來，這首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一把琴、一首歌、一面旗，相伴相依，生生不息。

聶耳原名聶守信，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他從小就顯露出音樂天賦，被稱為“耳朵博士”，后來索性改名為聶耳。1930年，聶耳離開家鄉來到上海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利用一切工余時間自學音樂。1931年初，聶耳在“云豐申莊”打工，靠幫助昆明的朋友張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電影片，拿到昆明逸樂電影院放映，獲得了100元酬金。這把小提琴就是用這筆酬金中的一部分購買的。

聶耳在1931年2月9日的日記里這樣記述：“由家信知道逸樂電影院送我一百元，取來以后的分配非常簡單，匯一半給我慈愛的媽媽，一半是買了一個violin（小提琴）和一些零件。Violin自然是能使人心境舒暢，當我奏起那常常呼為《Dream》（夢幻曲）的樂曲時，雖然指頭會痛，無弓法，無指法，也夠快活了。若沒有旁的事來煩擾，我是會不吃飯，不睡覺，不分早晚地練習下去的。”從那以后，小提琴成了他生命中的重要伴侶。

細看收藏在云南省博物館的這把小提琴，做工并不精致，質量也不屬上乘。一些地方油漆已經脫落，琴馬、琴面等地方都有明顯使用過的磨損痕跡，但大部分還是完好的。琴箱內有德文兩行，第一行：古斯塔夫·羅斯工作室；第二行：制作于德國馬克諾伊基興鎮。

1935年，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在抗日烽火中誕生，它是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曲，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時，中華民族萬眾一心、團結御侮、奮勇抗爭、一往無前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這首作品一經誕生，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四處被傳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慷慨激昂的旋律唱響了挽救民族于危亡的時代最強音。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在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新中國成立后，聶耳的母親和幾位親友將包括小提琴在內的聶耳個人用品、作品手稿、文章文稿、小說、劇本、日記、書信等近5000件遺物捐贈給云南省博物館。

“聶耳酷愛小提琴，他的多數作品都是用這把小提琴創作的。為什么聶耳的樂曲能夠鼓舞人心，能夠成為一個時代的最強音？是因為他從來沒把自己置身在社會之外，而是把他的精神、思想全部融合在社會里，用這種精神來創作。”云南省博物館館長馬文斗說。

站在歷史與未來的夢想交匯點上，讓我們高唱國歌，振奮精神，踏著《義勇軍進行曲》那激昂的節奏，前進！前進！前進！進！

（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