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護人員是抗擊冠狀病毒的一線戰士，我們必須保護他們。”

2月14日，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Michael T. Osterholm 在《華盛頓郵報》上如是寫道。

這篇1200余字的文章中，作者表示，我們能夠尊重病者的努力和對死者的緬懷的最有效方式，就是保護世界各地的醫療工作者，并制定應對措施。

你沒有看錯，一夜之間，包括美國《華盛頓郵報》、英國《衛報》、德國德新社等在內，國際各大知名媒體紛紛聚焦中國的同一個群體：奮戰在抗擊疫情前線的醫務工作者。

心痛·1716

一切都源于14日下午國務院發布會上宣布的，那組你可能已經印在心里的數字：

1716名醫務人員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6人不幸去世。

“中國首次公布醫務人員感染數據。”英國《衛報》就此表示。

而上述兩個數字，如同一把刀，刺痛了無數人的心。

也正是從這組數字公布開始，關于應切實加強對醫務人員保護的聲音，鋪滿了互聯網。

在小銳看來，這是用生命換來的疾呼，是全國人民在非典過去17年后的再一次集體覺醒：大疫當前，醫護人員就是戰士，如果戰士倒下了，我們拿什么與病毒抗爭？

遺憾的是，連外媒都注意到了中國醫護人員一度陷入的窘境。

《衛報》就表示，面臨防護裝備短缺，中國醫護人員不得不采用臨時措施保護自己。一些人為了節省防護服，只能長時間不吃不喝。

現實·偏離與遺忘

他們可以大愛無疆，社會不應冷漠如常。

同樣是在2月14日，“殺醫案”行兇者孫文斌上訴被依法駁回，維持死刑判決。

這個消息，或許可以讓人稍感欣慰。但北京民航總醫院那名醫生消逝的生命，已經永遠無法再回來。

醫護人員的崗位之特殊，就在于其與每個人的生命緊緊相連。當我們向最美逆行者致敬的時候，是否想過，過去這些年，中國醫患關系已經惡化到了什么地步。

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于風雪。

我們今天為他們而感動，但當疫情結束，當生活又回歸歲月靜好的日常，我們的記憶是否又會像金魚一樣只有寥寥數秒？

這絕非杞人憂天。遙想當年面對非典疫情時，災難面前的醫患關系也曾異常和諧。

《中國青年報》在2013年“非典十年記”系列的一篇文章中披露過當時的情景：時任北京協和醫院急診科副主任的王仲表示，非典期間給人一個最為深刻的感受，就是那場災難面前的醫患關系，透明、信任、忠誠、堅定。

這就是一種休戚與共吧。而在十七年后，我們已偏離那時有多遠？當有一天感動的淚花散去，我們距離遺忘今天的苦難又會有多遠？

呼吁·紀念與鼓舞

寫了這么多，此刻，小銳想斗膽鄭重呼吁，希望將犧牲在一線的醫護人員追認為烈士，具體理由先說三點：

一是既然是戰時狀態，救死扶傷的逆行者就是當之無愧的英雄。當英雄倒下，就不該是“病亡”，而是犧牲，是烈士。

領導人說，疫情防控是一場人民戰爭。那么，此時此刻上戰場的人就是在打仗，一線醫護人員尤其如此。

北京大學一位教授的倡議書，昨天開始在網上流傳，其中的措辭小銳相當認同——

二是將犧牲的醫護人員評定為烈士，符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

打開《烈士褒揚條例》，小銳發現，其中第五條就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把宣傳烈士事跡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培養公民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道德風尚。

第八條“公民犧牲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評定為烈士”中第二款則規定：搶險救災或者其他為了搶救、保護國家財產、集體財產、公民生命財產犧牲的；第五款規定：其他犧牲情節特別突出，堪為楷模的。

由此可見，一來烈士評定本身就包含著弘揚道德風尚的內涵，二來倒在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也與評定烈士的第二款和第五款完全相符。

三是將抗擊疫情犧牲的醫護人員追認為烈士，中國早有先例。

再以非典為例，當時有數百名醫護人員被感染，其中不少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中一些人就被各省追認為烈士。

小銳在網上發現了2007年的一份資料，其中提到僅北京就追認了9位抗非典烈士。與此同時，北京市還于2006年6月建成“救死扶傷紀念壇”，紀念抗擊非典斗爭中以身殉職的9名烈士，以此來“紀念死者，鼓舞生者”。

沒錯，我們今天倡議追認犧牲在一線的醫護人員為革命烈士，就是為了“紀念死者，鼓舞生者”。

我們希望，為這個國家付出生命的每一個人都不會被遺忘。（十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