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內成軍20年的“老炮兒”，痛仰樂隊今年夏天在一個綜藝里，經歷了淘汰、復活，最終成為《樂隊的夏天》亞軍的“逆襲”的命運。當同期樂隊大多走向解散時，已走入不惑之年的痛仰卻仍保持著對搖滾樂的初心，《樂隊的夏天》之后，跟節目有關的巡演計劃鋪滿了整個八月，武漢、鄭州……演出票開票即售罄，這個情況還將在未來持續到更多的城市，而早已是“常客”的草莓音樂節及各地主辦的音樂會上，也持續書寫著關于痛仰樂隊一場“樂隊的秋天”。痛仰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談及堅持走在搖滾樂路上的原動力時，主唱高虎這么說道，“我們還是把樂隊當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時就不會想所謂的堅持，因為時光很快，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1 迷笛走出來的搖滾兄弟

痛仰樂隊在《樂隊的夏天》第一次登臺，一首創作于十年前的《再見杰克》引發全場合唱。盤尼西林的鼓手說，“小時候就喜歡看他（痛仰的鼓手大偉）打鼓了”；主唱則評價，痛仰是承擔了中國搖滾樂十幾年的“脊梁”。雖然高虎并不認為自己是“老炮兒”，但很多人仍疑惑痛仰此次登上娛樂性綜藝的原因，“我們把這次參加節目當做一個樂隊的聯歡。只有大家都綁在一起，這種力量才能改變外界對樂隊狹隘的認知。”

痛仰是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最具代表性的搖滾樂隊之一。高虎曾說，痛仰的組建，靠的是音樂的緣分。1997年，位于北京北郊的上地仍是偏僻的蠻荒區域，距離市中心幾小時車程，周邊沒有太多人居住，但那里卻聚集了一幫20歲出頭的年輕人。他們來自全國各地，有人背著吉他，有人哼著歌。這里是90年代音樂人的“黃埔軍校”——迷笛音樂學校，高虎、張靜（貝斯手）等第一批痛仰樂隊的成員便結識于此。

1997年3月，高虎到北京第二天，便在迷笛遇見了張靜。張靜介紹自己是南京人，高虎則來自淮安，一句“老鄉啊”讓兩人成為聊音樂的好友。當年在迷笛上學的人，有的是對哲學高談闊論的學院派，有人計劃學成后南下歌廳賺錢，還有一波則是像高虎這樣，受“魔巖三杰”的影響，鐘情于西方搖滾樂。那時不少學生經常晚上關著燈聊尼采、弗洛伊德，只聽隔壁宿舍的高虎大聲放著西方的死亡金屬。兩個月之后，張靜成了高虎宿舍對頭睡覺的舍友。直到1999年，兩人和當時學校的同學共同組建了樂隊，起名為“痛苦的信仰”。

回憶起最初玩樂隊的時光，高虎曾直言，中國搖滾樂一說就有太多的使命感，但最初他們喜歡的只是那種簡單、真實、直接。90年代末中國音樂環境不景氣，做樂隊的人很多，但玩出來的人屈指可數；大家了解樂隊的途徑也只能通過租借錄像帶、卡帶，或在街邊書攤買圖書和海報。痛仰最初的創作，也更多是憑借對音樂的一腔熱血，以及初入社會，被現實壓抑的本能，“我們的音樂就是發自荷爾蒙，就是躁。”

而此次參加《樂隊的夏天》，高虎最欣慰的便是結識了很多年輕樂隊。雖然他們不再是聽著“魔巖三杰”卡帶長大的孩子，但CD、互聯網的普及，讓他們從小便接觸來自全球的音樂給養，“現在環境好了，做樂隊的人音樂素養也普遍提高了。未來應該會有更多特別酷的新樂隊出現。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走在這條路上，這條路才會越走越寬。”

改編賽段被遺憾淘汰后，痛仰發微博稱，參加《樂隊的夏天》，他們給自己的定位是“橋”，溝通大眾與搖滾樂，連接搖滾樂的過去與現在，“如果能做到這些事兒，也算功成身退了。”

2 在樹村“死磕”音樂

張靜的第一把貝斯來自Fernandes（費南迪斯），一個90年代剛剛進入中國的日本品牌。張靜用身上僅有的2000塊錢在琴行以半價“磨”下了這把琴。直到后來，張靜在樹村連房租都交不上了，有人愿意出3000塊錢買下這把琴，他沒想太多，便換了把便宜的，“當時我有半年的時間都沒有找到合適的琴，排練和演出全靠借。”

曾有人說，“窮”是90年代獨立音樂人的共同記憶，而位于上地的“樹村”則記錄了痛仰“苦中作樂”的那幾年。樹村聚集著一群被邊緣化的孩子們，杭蓋樂隊、夜叉、扭曲的機器、黑九月等十幾支不同搖滾風格的樂隊都催生于此。高虎、張靜也是樹村最早的一波租客，一二百塊錢住一間幾平米的平房，這對剛畢業的他們是絕對的“美事”。

也正是在樹村，高虎第一次找到群體共同感。那時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樂隊，每天都奔走在各自的“排練廳”——另一間幾平米、四周裹著隔音棉被的平房，寒暄著最近又寫了什么歌。排練之余，痛仰便自己到酒吧聯系演出，印海報去學校張貼，親自幫學生們訂票。當年北京五道口附近聚集了不少學生和外國人，組成了搖滾樂大本營，痛仰的第一場演出就是在北京大學附近的Every Day酒吧。他們花了一個月時間排練了七首歌便“趕鴨子上架”，第一次演出，高虎幾乎全程閉著眼睛，“是緊張。”

最開始，痛仰的一場演出收入只有幾十塊錢。半夜演出結束，哥幾個和樂器擠在一輛面包車里回樹村，刨去路費和吃飯，每個人多的時候能分到10塊。有一次痛仰參加了一場七八支樂隊的聯合演出，最后每支樂隊分到了十塊，每個人只拿到2塊5，還不夠買盒煙。

即便“落魄”如此，高虎直言，他們這些玩搖滾的人不喜歡求人，“本質上說（我們）就是不喜歡搞社會上那一套虛情假意。”因此在沒有所謂合同概念的年代，忙著到處找演出的痛仰經常被不靠譜的演出方“欺騙”，例如曾在沒有任何保障下受邀演出，中間人卻一通哭窮，結果回村后高虎就慘遭“拉黑”，連路費也沒拿到。還有一次，痛仰自己墊路費到內蒙古演出，結果對方說后續再付，回京后卻再次“人走茶涼”。高虎總是戲稱這些“教訓”為“交學費”，“喜歡搖滾樂的人，大部分還是比較單純，沒有那么多歪腦筋。”所以即便到后來，痛仰小有名氣，他們的學費還是沒少交。

然而再躁的搖滾樂，喧囂過后，也抵不住高虎每日回到樹村簡陋的幾平方米小屋，數著零錢，發愁明天吃什么。“但這樣挺好的。雖然吃住差一些，但音樂玩起來更純粹，更直接。”也正是那些年，痛仰創作出《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這是個問題》等直面生活艱辛的作品。高虎還曾寫過一首沒有發表的歌，歌詞寫道“前面是一條黑色路，我閉著眼睛往前走，不知道我的未來是什么樣子，但這是你選擇的方向”。

直到2002年后，痛仰開始獨立發行唱片，在圈里小有名氣；同年樹村拆遷，一間間“排練室”轟然倒塌，樂隊的艱苦歲月似乎也被埋在了泥土里。但后來，高虎還曾回去過五六次，在路邊停下車，和哥幾個抽根煙，想想事情便離開。不知道為何，樹村總是令他懷念，雖然那里再也沒有了過去的影子。

3 希望每年都去一些沒有去過的城市

《樂隊的夏天》復活賽主題叫“理想國”，痛仰一致選擇了《西湖》，這首2008年創作于痛仰第一次巡演后的歌曲。“那是我們第一次巡演，演完之后樂隊帶著琴，和臺下一些不愿離去的樂迷一起去了西湖，一路歡歌笑語。”這是痛仰心中最美好的時刻。

痛仰是一支行走在路上的樂隊。2005年，曾在樹村一起玩音樂的哥們兒給了高虎一本《上車走人》，這本書記錄了美國最具代表性的朋克樂隊“黑旗”的巡演筆記，生猛、幽默而又坦率的經歷，震撼過每一個想過“說走就走”的搖滾人。“我以為你們會是樹村第一支去巡演的樂隊。”那位朋友的話讓高虎難以忘懷。

從痛仰組建，樂隊便多次計劃全國巡演。他們喜歡變化、體驗，喜歡走在路上的感覺；即便常年住在同一間屋子里，也要定期把陳設變變樣子。“要么讀萬卷書，要么行萬里路。我們看不了那么多書，那就多走一走。”直到2006年，農歷二月初二龍抬頭，痛仰在北京798表演完后便真的“上車走人”。他們租了一輛金杯車，帶上樂器和一些磁帶，路線是提前制定好的，一走就多達全國50個城市。當時有些地方還不時興搖滾，有時趕上學生考試，臺下最少只有5、6個觀眾；甚至一些地方只有民謠類“清吧”。但無論什么樣的環境，痛仰總能憑借躁動的搖滾樂嗨翻全場。

痛仰的現場從不會排練所謂甩頭、交叉頭的搖滾動作，他們喜歡在不同地方，面對不同觀眾和舞臺，表現當下荷爾蒙爆發時自然而然的感受，“我們要求每場演出一定有百分之三十的即興表演，這樣才能永遠保持新鮮的感覺。如果一成不變地演下去，連我們自己也會沒有激情。”而這也慢慢形成了獨屬于痛仰的“自由”臺風。

常年行走在路上，痛仰將巡演過程中的所見、所聞也都轉化為創作的給養。例如痛仰曾到河南安陽巡演，主辦方是當地電臺DJ曉軍。安陽演出場地條件一般，但歌迷卻特別熱情。演出結束后曉軍和樂隊一起吃飯喝酒，晚上回程路上，一行人在兩輛車里用對講機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后，高虎便創作了歌曲《安陽》，其中“文峰塔/搖滾的電波/在夜里輕輕歌唱”的“搖滾電波”，寫的就是曉軍。“你如果總在一個地方待著，你的觀念和想法會受到局限。但當你跟不同環境中的人接觸，你會碰到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然而并非所有歌迷都接受痛仰“出走”后的風格轉變。2008年，專輯《不要停止我的音樂》發布后，在當年引起不少非議。從觸底反彈的《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到平和感悟生活的《公路之歌》，一些歌迷指責痛仰“背叛”了重型搖滾，痛仰標志性“怒目圓睜”的“哪吒”也開始雙手合十，歸為佛系。但高虎卻欣慰于行走為痛仰帶來的轉變，“以前我們創作就是靠本能，會想刻意反流行旋律。但出去走了一圈，你會發現能夠直擊內心，給你溫暖力量的，就是好聽的音樂。你的創作審美不會再偏激、狹隘，你的內心開始接納更多。”而這也成就了如今痛仰音樂中出世、入世的閱歷感。

從2006年至今，痛仰幾乎每年都要和樂隊進行一次全國巡演，即便他們已經成為各大音樂節的壓軸常客。痛仰的足跡遍布中國西藏、新疆、尼泊爾，甚至穿越了全世界最危險的新藏公路；演出場地有大都市的live house，也有三四線城市的小酒吧。很多小地方沒有合適的場所，但只要車能開到的地方，痛仰便隨時隨地拿出設備準備“路演”。

“我們希望每年都走一些沒去過的城市，讓更多城市里都有搖滾樂的根據地。那種近距離的互動，你可以感受到汗流浹背的呼吸感，麥克風一下就能遞到觀眾的嘴邊。我們喜歡那種感覺。”高虎坦言。

（記者 張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