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給孩子做什么“右腦/全腦開發”,那是 偽科學
摘要:畢竟,“左右腦分工”、“左腦負責語言,右腦負責圖像”,“左腦負責抽象思維,右腦側重形象思維”這類說法,足夠簡單粗暴,足夠通俗易懂,其提出者羅杰.但這種替換往往只是換了一張虎皮,仍未脫出“左腦負責語言,右腦負責圖像”,“左腦負責抽象思維,右腦側重形象思維”的錯誤窠臼。
中國教育市場上,存在很多以“腦開發”為噱頭的培訓機構。這些機構,在宣傳他們的產品時,常常會祭出一種“左右腦分工理論”,說什么“左腦負責語言,右腦負責圖像”,“左腦負責抽象思維,右腦側重形象思維”,進而邀請受眾進行所謂的“左右腦測試”……而且,他們大概率還會放出下面這張圖(或與該圖相似的變種),說什么左腦理性,右腦感性: 他們還會告訴受眾,“左右腦分工理論”來自美國科學家羅杰.斯佩里,他因為這一理論在1981年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其實,“左右腦分工理論”是一種已被否認的偽科學,建基于該理論之上的各種“腦開發”培訓,都是無本之木。大腦兩個半球存在不同分工,這種猜測至晚可以追溯到1830年代。早期的一些腦科醫生和神經學家認為,左腦比右腦更開化,更文明,如果右腦占據主導地位,人就有可能失去理性,進入瘋狂狀態。1961年,美國神經生理學家羅杰.斯佩里(Roger Sperry)與腦外科醫生邁克爾.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做了一種“裂腦人手術”。簡單說來就是切斷那些頻發性癲癇患者的胼胝體,使兩個半球的神經意識活動彼此獨立,不再產生交流。他們觀察到,做了這種手術的裂腦人,可以正確說出右側視野里的刺激物的名稱,但對左側視野里的刺激物,只能做出反應,無法說出名稱。進而,他們推測,人類大腦的兩個半球,在認知上存在分工,左半球傾向于邏輯分析和言語刺激,右半球傾向于感性理解和圖形刺激。因為對裂腦人的研究,羅杰.斯佩里和他的同事獲得了1981年的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
圖:羅杰.斯佩里大約自1970年代開始,以羅杰.斯佩里的研究為依據的“左右腦分工理論”,已廣泛進入了歐美的大眾媒體和商業領域,“解放右腦”、“開發右腦”成了極為強勁的商業口號,甚至有培訓機構直接將人類區分為“左腦型人”和“右腦型人”。但是,在接下來的研究中,羅杰.斯佩里與加扎尼加都意識到了“左右腦分工”是一種不準確、難以成立的說法。1982年,斯佩里在《科學》上撰文稱,“左右腦的分法是一個很容易濫用的觀點”。1985年,加扎尼加在著作《The Social Brain:Discovering the Networks of the Mind》中,直接批評了“左右腦分工”之說:“這些推測來自何處?實驗室的一些籠統發現,怎么會被這樣不可思議地誤解?為什么媒體那么迫不及待地進行宣傳,并受到個方面科學愛好者的擁護?究其原因有這樣幾個:左右腦的劃分法簡單,易于理解,并提供了討論當代腦科學研究的途徑,以及運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法。”事實上,“左右腦分工理論”只在科學界流行了很短暫的一段時間。包括羅杰.斯佩里與加扎尼加在內,諸多學者依據新的實驗結論,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對“左右腦分工理論”提出了否定和批判。他們發現,以語言和圖像、抽象思維和形象思維、細節加工和全息加工等區別,來對大腦的兩個半球做分工研究,是一種失敗的常識,大腦兩個半球的分工,并非涇渭分明;即便存在腦區分工,不同腦區的協作整合給意識帶來的貢獻也要更大更重要。1994年,羅杰.斯佩里去世。1995年,加扎尼加再次公開強調:“七十年代發現的(大腦)右半球偏好圖形刺激的現象,只有當被試驗者實際觸摸或擺弄圖形或搭積木時,其優勢效應才會表現出來,如果改成樣本匹配,則右半球優勢效應就消失了。試圖確定右腦半球在心理活動中可能具有一些獨特性是很困難的。裂腦人每一半球具有不同的認知風格,這種觀點在腦科學界沒有流行很久,但卻長久地流傳在大眾之中。關于左右半球的看法不久就不再被(科學界)普遍接受”。
圖:邁克爾.加扎尼加在當代學術界,“左右腦分工”理論早已沒有了市場。一如日本神經心理學家八田武志所言:“對于這些有關左腦和右腦功能的說法,我們只能說這是一種謊言,是那些不從事研究而專門介紹別人的研究成果的人制造出來的一種假象,從事神經心理學研究的專家從未這么說過。”但學術界的批評無法阻遏“左右腦分工”理論在商業領域的迅速擴張。畢竟,“左右腦分工”、“左腦負責語言,右腦負責圖像”,“左腦負責抽象思維,右腦側重形象思維”這類說法,足夠簡單粗暴,足夠通俗易懂,其提出者羅杰.斯佩里,又有著諾貝爾獎得主這樣顯赫的名頭(盡管他本人生前對“左右腦分工”之說已有反思)。對商業教育機構而言,這套理論,實在有著難以割舍的商業價值。所以,上世紀80年代,當“左右腦分工”理論經由日本傳入中國后,即一發不可收拾,成了望子成龍的中國家長們的一種基本常識。
圖:1987年,自日本引入的“右腦開發”教材近些年,因愈來愈多的人意識到“左右腦分工”理論是一種偽科學,國內的許多教育機構開始將“右腦教育”的噱頭替換為“全腦教育”。但這種替換往往只是換了一張虎皮,仍未脫出“左腦負責語言,右腦負責圖像”,“左腦負責抽象思維,右腦側重形象思維”的錯誤窠臼。比如,新京報近日報道了“全腦教育”的產業亂象。其中提到,在山東泰安某全腦開發培訓機構的招生會上:“記憶大師講了左右腦分工理論,右腦記憶力的優勢。他稱,人的大腦根據分工不同,分為左腦和右腦,左半邊身體是由右腦控制的,中國有句古話叫左撇子的人比較聰明,喬布斯、福特、克林頓、居里夫人、愛因斯坦都是左撇子。隨后記憶大師展示了他的右腦記憶法,成功背誦了一長串數字,準確說出了幾個漢字在新華字典的頁碼。臺下的孩子和家長熱情越來越高,不時有人驚呼“太神奇了”。(新京報,《“全腦教育”亂象:歪解腦波測試只為招生》,2019年6月17日。)其實,無論是“右腦開發”,還是“全腦開發”,均屬誤入歧途的教育方式,人類的大腦當中,并沒有空置起來、未被使用的處女地。除了患有智力障礙者,絕大多數人的先天智力差距不大。真正影響人的大腦發達程度者(包括學習能力在內),是后天智力的培養。那些兜售“蒙眼識字辨色”、“腦波音頻/智慧耳機提升大腦潛能”、“腦波儀測左右腦”、“長數字/字典頁碼記憶秘訣”的右腦開發、全腦開發課程,絲毫無助于培養人的后天智力(至多是提供一種記憶技巧)。因為人的后天智力取決于兩點:(1)信息獲取能力。(2)邏輯思維能力。前者關系到原材料的多寡。后者關系到材料加工能力的強弱。前者需要讓孩子看見更廣闊的世界;后者需要給孩子提供正規的邏輯教育。折騰孩子的左右腦,是沒有意義的。
責任編輯:楊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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