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輛東周時期的高等級馬車(2018年11月2日攝)。經過對車輛遺存的測量,初步確認這輛馬車擁有兩個直徑達140厘米的較大型車輪,每個車輪擁有輻條38根。車廂橫寬142.5厘米,縱長106厘米,車廂殘高達50余厘米,一條殘長近280厘米的車軸橫亙于車廂底部。專家表示,在以往的考古發(fā)現中,先秦時期出土如此體量的馬車遺存十分罕見。新華社發(fā)資料片(劉勇攝)

　　又是一年的“春運”時間。掐著日子,選擇火車、飛機還是自駕……歸心似箭。

　　箭脫弦而出的速度,大約在每秒50米,折合為時速180公里,在今天中國的高鐵中,復興號時速350公里,和諧號300公里,已遠遠超過了箭的速度。

　　如果還原古人的“春運”,我們會發(fā)現,正是在古人慢悠悠的回鄉(xiāng)路途中,沉甸甸的鄉(xiāng)愁積攢而成的年味,才如此刻骨銘心。

　　一

　　從北京到江蘇宜興,1100多公里,在今天,自駕的話,大約12小時,乘高鐵,只需5個半小時,最快是坐飛機,北京飛南京,不到兩小時,出機場再坐大巴,一個半小時就到了。

　　但是520年前,一個宜興人從京城回鄉(xiāng)過年,足足走了差不多一個月:1498年,大明王朝弘治十一年,這年臘月,成功請辭告老還鄉(xiāng)的一代賢相徐溥,終于踏上了回鄉(xiāng)之路。從臘月初啟程,臘月二十七,才回到家里。后來他給同僚李東陽寫信感嘆說:這一路折騰得啊,我這把老骨頭都要散架了。這一年,徐溥已經71歲了。

　　在徐溥那個年代,從北京到宜興,最佳路線是乘船走京杭大運河。徐溥當過“四朝宰相”,回鄉(xiāng)路上享受的待遇不一樣,仍然累成這個樣子,可見其他歸鄉(xiāng)人在漫漫長路上遭遇的勞苦了。

　　或許,今天春運路上還有朋友對“堵車”“搶票”發(fā)慨嘆,但是放在古代,那才真叫難。一部古今春運史,背后是中國交通變遷史。

　　可以說,古代交通狀況,決定了古代春運的半徑、規(guī)模與質量。

　　中國古代交通的大發(fā)展,是從秦朝開始的,到漢朝又達到一個新的高峰。秦朝對中國交通的意義,在于秦始皇推出的“車同軌”。著名學者白壽彝在《中國交通史》一書中寫道:“‘車同軌’,實在充分表現了秦漢交通之大一統(tǒng)的新精神。它在字面上,雖只是要各處車轍的度數相等,各輪間的距離劃一；實際上,也告訴了我們:這時的車輛已可暢行中國各處,這時的交通情形已需要車轍和車輪度數的劃一了；如果車轍和車輪的度數不能劃一,一輛車子便不能暢行各處,便不能適應這個時代的需要了。”

　　秦漢之前,交通是很落后的。遙想當年,孔子坐在緩慢前行的牛車上,奔波于各個諸侯國之間,在今人眼里,是典型的慢鏡頭,轆轆的木車聲中,時間似乎停滯。這是老子喜歡的境界:“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但秦始皇不喜歡,統(tǒng)一六國之后,他將發(fā)展交通作為國家行政的主要任務之一,陸路交通得以快速發(fā)展,除了在全國范圍內推行“車同軌”制度外,他還修建了以咸陽為中心,東至燕齊,南至吳楚,西達臨洮,北達河塞,全程共八千九百多公里的“馳道”。

　　“馳道”,算是當時的高速公路了。《中國交通史》上說,馳道所采的路線,都是按最近的距離規(guī)定的,沒有什么迂回曲折的地方,所以又叫“道”。馳道的建設,是“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馳道路線之長,寬度之闊,取道之近,建筑之堅實侈麗,“真是一個前古無匹的大工程”。試想想,如果在孔子的時代有了馳道,他老人家周游列國的時間,也不會有14年之漫長了。

　　漢代交通又達到一個新高度,褒斜道連通了長安與巴蜀,夜郎道延伸到云貴高原的莽莽群山之中。最有名的,當屬連通西域的絲綢之路的開拓。這條路,讓漢朝時代中國人的世界觀煥然一新。

　　從中國歷史的規(guī)律來看,大一統(tǒng)時代,交通就能獲得長足進步:隋唐時,運河建設卓有成效,形成了四通八達的水運網,唐代還修建了石門道,將川滇和中原連接起來；宋元明清時期,交通建設也越來越多樣化,陸海交通均獲得長足發(fā)展,比如有堪稱偉大的“鄭和下西洋”,到了清朝,絲綢之路上的茶葉貿易,也依托當時先進的交通,鼎盛一時。

　　但是,從一個大的時間跨度來觀察中國古代的交通,人在路上,始終是艱難的。到了晚清,錯過了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的中國,在引進鐵路、輪船和汽車之前,道路狀況與交通方式,千年來并無質的飛躍。“行路難”,始終是不變的主題,當時漂在外地的人,要想回鄉(xiāng)過年,往往需要提前一兩個月動身,才能趕得上在迎接新歲的爆竹聲中,回到溫暖的家。

　　1053年7月,時任潁州(今安徽阜陽)太守的歐陽修,護送母親靈柩南下祖籍地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歸葬,這年冬天,再返回潁州過春節(jié)。在今天,從阜陽到永豐,不到1000公里,開車也就9小時,但當年歐陽修在路上就來回花了兩個多月時間,他感嘆說:“水往陸還,奔馳勞苦”。

　　二

　　“奔馳勞苦”,確實是古代“春運”的主題詞。明朝有個叫王錫爵的大臣,有一年雇船回老家松江(當時屬江蘇)過年,經漫長的旅程,老家在望了,開心啊,但馬上心情又變差了:靠岸時碼頭上烏麻麻全是船,擠了兩個時辰才擠進去……

　　在鐵路、輪船、汽車出現之前,舟車牛馬,是中國人千年不變的交通工具。

　　1793年,英國人馬戛爾尼率領使團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抵達中國,其實是想通過談判打開中國市場。當時馬戛爾尼帶了一堆代表英國工業(yè)革命成就的產品來中國推銷,其中包括兩輛馬車。馬戛爾尼對英國馬車打開中國市場充滿信心,因為他抵達中國后,體驗過中國的馬車,沉重,緩慢,而且特別顛簸。他還近距離觀摩過乾隆皇帝的“御駕”,同樣是式樣笨重。他帶來的英國四輪馬車可不一樣,帶著浮懸彈簧,可以有效減震,乘坐舒適度很高。

　　但是,馬戛爾尼失望了,他無功而返,帶來的各種產品被束之高閣。不是英國的產品不好,而是中國的皇帝太守舊,認為自己的東西已經很好了,比如馬車,上千年都這么顛簸著過來了,難道還不好嗎?

　　是的,千年不變,中國古人就乘坐著笨重的馬車或牛車,在路上顛簸往返,無論是上任,趕考,還是旅行,或者,回家過年。

　　古代沒有相機,當時的交通工具究竟如何?好在,還有古畫流傳于世。以宋朝為例,從傳世的宋畫看,如《清明上河圖》《溪山行旅圖》《盤車圖》《雪溪行旅圖》等,大多是牛車,也有少量驢車。有人研究過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全卷共有八百一十四人,九十余匹動物,十三輛車,二十九艘船,八頂轎子。車、船、轎子,就是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人騎馬或者乘坐馬車的不多,主要原因是:“兒皇帝”石敬瑭割讓“燕云十六州”和西夏崛起后,中原失去了戰(zhàn)馬的主要來源,因此嚴重缺馬,需要耗費巨資向周邊買馬,有錢人才養(yǎng)得起馬,普通人家,一般騎驢,當時京師開封還有專門出租驢子的商鋪,相當于今天的出租車公司。能夠出租馬的,就等同于今天的豪華專車服務了。

　　在宋朝,春節(jié)已經是非常重要的節(jié)日了,著名的《東京夢華錄》一書,就記載過當時春節(jié)前開封城外擁堵不堪的情景。當時的車,有“太平車”“平頭車”“串車”,太平車是大車,連成一排,用二十多頭驢或騾子來拉,也有用六七頭牛來拉的,堪稱古代的大型平板貨車了。名畫《雪溪行旅圖》中,還出了三輛三牛廂車,以三牛牽引,雙層車廂,上層低而寬,是臥鋪,下層高而窄,是車廂,整個車子呈拱形。從畫中可以看出,最前邊的那輛車有人正從下層向上層爬去,第二輛車門大開,車上層有人裹被而臥,下層一人閑坐。最后邊的車上下層皆閉門,可能是行李車。這幅畫描述的是雪中趕路,可以稱之為“大宋春運圖”了。

　　從古人記載來看,除官員有公家配給外,民間無論租賃車還是轎子,都有明碼標價,如果沒錢,就只能靠兩條腿了。

　　當然,古代等級森嚴,對于乘坐什么規(guī)格的車、幾人抬的轎子,都有明確規(guī)定,一旦超標,就可能給弄個“僭越之罪”,土豪們再有錢,明里也不敢亂來。歷史記載的皇帝之外最奢華的一次出行,是明神宗萬歷六年(1578年4月),首輔張居正離京回湖北江陵老家。當時他乘坐的是前八后八左八右八的32人抬巨無霸大轎子,這個轎子大到什么程度,像個小閣樓,里面分臥室及客室,還有小僮兩名在內伺候。地方官員為了讓這臺巨無霸順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動用工匠,加寬橋梁,忙得不亦樂乎。

　　即使對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張居正來說,這轎子無疑是嚴重超標了,更甚的是,還有精銳部隊護衛(wèi),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寫道:這支回鄉(xiāng)隊伍除了肅靜回避的儀仗隊,“隨從的侍衛(wèi)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隊鳥銃手,乃是總兵戚繼光所委派,而鳥銃在當日尚屬時髦的火器。”

　　當時張居正權傾天下,這次回鄉(xiāng),拉風得很,但無論是高調秀恩愛,還是高調秀權勢,都沒好下場。張居正死后,遭受清算,這頂巨無霸大轎子,成了一大罪狀。　

　　三

　　南宋詩人陸游寫有中國古代第一本長篇游記《入蜀記》,當時他由山陰(今浙江紹興)赴任夔州(今重慶奉節(jié)一帶)當通判(知州的佐理官),乘船由大運河轉長江水路前往,經今浙、蘇、皖、贛、鄂、渝六省市,歷時160天才到。

　　如果走陸路,要花更長時間,畢竟是“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在陸游那個時代的交通條件下,行速相當緩慢。史載,當時“馬日行七十里,驢及步人日行五十里,車三十里”。以北宋為背景的《水滸傳》,林沖被打了一頓棍子、臉上刺上字,給發(fā)配滄州,書上寫道:“第一日走了‘三十里多路’”,再走了三兩日,投宿村中小店,被董超、薛霸兩個壞蛋蓄意用開水給他洗腳,腳底起了大血泡,翌日更走不動,然后在野豬林動手。可見當時林沖帶枷而行,身上又有傷,也只能每天走30多里路。

　　遙想當年,一個四川人在京城(無論是開封還是北京)為官,要想回鄉(xiāng)過年,是何等漫長的旅程!

　　名山大川,是旅游好去處,卻是回家的最大阻礙。在今天,從湖南衡陽到武漢,高鐵一個多小時可達,但就在三百多年前,晚明衡陽的王船山到武漢參加鄉(xiāng)試,回家途中,差點葬身魚腹——當時湖南到湖北,需過洞庭湖,王船山乘坐的船,過城陵磯港時,忽然狂風大作,帆船撞上礁石,散了架。

　　清朝雍正以前,湖南還是湖廣省的一部分,省會在武昌,考舉人的考場即“闈場”設在武昌,湖南的秀才要趕考,必須渡過八百里洞庭湖。毛澤東的岳父、湖南著名學者楊昌濟曾回憶,他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為陪伴兩個弟弟去武昌赴考,途中過洞庭時遇大風浪驚嚇得心臟病發(fā)作而去世的……可以說,一湖洞庭水,斷了無數學子“闈場”夢。一直到雍正元年,南北分闈,在長沙設立考場,從此湖南進入人才輩出的時代。這就是地理對地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方位影響。

　　試想想,王船山時代要想有“湘鄂情”,何等艱難,湖北女婿春節(jié)要陪夫人回湘過個年,是要冒生命危險的。

　　當然,除了路途艱險,古人春節(jié)回家,忌憚的還有路上的強盜劫匪。《徐霞客游記》中記載有,這位古代最牛“背包客”曾經在路上三次遇到強盜。其中在湘江上的一次最為驚險,差點丟了性命:當時強盜先以一男孩哭泣誘騙,徐霞客同伴不忍心,上岸去察看,回船時,強盜趁跳板還沒撤,從河灘草叢里沖出來,點燃火把撲上客船,闖進艙室揮舞刀槍向客人亂戳亂砍。船客們在狹窄的空間里躲無躲處、逃無逃處,為保命只得掀開船篷、赤身裸體往冰冷的江里跳。徐霞客最后一個跳江,倒栽下水,耳朵和鼻腔都灌了水。好在他個子高(一米八),水深只齊腰,掙扎出頭后刨著水爬到相鄰的運谷船上,“身無寸絲”,有位好心的船客脫了自己身上一套單衣單褲給他遮羞御寒。

　　在路上,還有比強盜更可怕的。

　　今天,歡度春節(jié)的人們,或許會到動物園看看老虎什么的,當年,那可是老虎等在路上看人。歷史上有太多虎患的記載,尤其是明清時代,人口繁盛,四處拓展,老虎們開始走出深山,慘烈的人虎大戰(zhàn)開始了。公然游蕩在路上甚至村莊的老虎,成了時人揮之不去的噩夢。

　　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代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一次告別,可能就是永別了。唐代詩人陳陶有一句詩催人淚下:“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試想想,新春佳節(jié)之際,一個妙齡女子在爆竹聲中沉沉睡去,夢見了自己的心上人,而這個人,早已經是萬里之外的一堆枯骨了,他再也不能回家過年了。

　　四

　　明朝有個大臣叫楊廷和,四川人,很有名,他的兒子楊慎更有名,后來中了狀元,寫下了著名的“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楊廷和曾在京城國子監(jiān)求學多年,有一年春節(jié)歸鄉(xiāng)省親,先是步行到今天的北京通州大運河,然后乘船,再轉船,兜兜轉轉大半個月,才平安到家。

　　國子監(jiān)是古代的最高學府,沒有寒暑假、雙休日,但是春節(jié)放假,學生回家,國子監(jiān)還提供差旅費。令今天大學生羨慕的是,國子監(jiān)學生可以請“長假”,長假可以長到一年,如果超過一年而又不來國子監(jiān)銷假,就要除名。楊廷和回四川過春節(jié),應該是請了長假。

　　古代的春運人群,遠不如今天規(guī)模之大。孔子說過,“父母在,不遠游”,當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基本上都被禁錮在土地上,很少有遠游的機會,遠游在外,然后春節(jié)有條件回家的,基本上是這么幾類人:官員、考生、商人、手工藝人。

　　官員春節(jié)均放假,《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一書寫道:宋朝官員的休假,大致分為公假和私假兩大類,公假有節(jié)假、旬假、國忌假(本朝先帝、先后逝世紀念日)、外官上任假、唱名后假(給考官放的)、朝假,還有特殊情況給假等；私假有婚嫁假、喪假、病假、探親假、私忌假等。有意思的是,宋代官員的婚嫁假,自身結婚有九天假,親人結婚也放假,視血緣親近,假期不一,親兄弟結婚,有五天假,曾孫、玄孫等結婚,給一天假,享受這個假期,應該是白發(fā)蒼蒼的年邁官員了。

　　宋朝春節(jié)放假是這么規(guī)定的:“假七日,休務五日”,這里的“假”是指在京的官員免予朝參,就是皇帝不上朝了,“休務”是指各級官署停止辦公。對于家鄉(xiāng)遠離京城的官員來說,這一點點假期,無疑是回不了家了,官員回家,基本上都上請?zhí)接H假,給假最多不超過一個月,當然,除去路程。

　　其實古代官員能夠請假回去過年的,并不多,因為皇帝要請大臣們一起過年。《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寫道:宋朝的春節(jié),朝廷準許京城百姓“關樸”(主要是賭博)三天。大家都穿上新衣服,到街上去逛,“其間開設舞場、歌館,車馬交馳,熱鬧異常。傍晚,貴族婦女出游,入場觀看或進市店飲宴。”朝廷則舉行正旦(大年初一)“大朝會”,皇帝端坐大慶殿,四名魁偉武士站在殿角,稱“鎮(zhèn)殿將軍”。殿庭列儀仗隊,百官都穿朝服冠冕,各州進奏官手持土特產,各路舉人解元也穿青邊白袍、戴二梁冠立班,外國使臣,也隨班入殿祝賀。朝賀畢,皇帝賜宴。宮城外,已結扎起山棚(燈山),百官退朝時山棚燈火輝煌,金碧相射……

　　如此看來,在古代,多數家在外地的官員,是很難回家過年的:路途遙遠、花費頗巨、難以請假、皇帝要陪……

　　唐朝詩人戴叔倫有一首《除夜宿石頭驛》,寫盡了不能回家過年的哀怨:“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當時戴詩人任撫州(今屬江西)刺史,他家在金壇(今屬江蘇)。撫州到金壇,哪有萬里?但是對一個春節(jié)不能回家的人來說,“萬里”,指的是心理距離。

　　古今悠悠數千年,無數人漂泊在外,春節(jié)思家,在時間里留下過酸楚慨嘆,只是除了官員、士子之外,絕大多數平民百姓沒有留下聲音。還好有音樂,云南哀牢山《趕馬調》,記錄了當年茶馬古道上,那些“馬幫”春節(jié)思家的歌謠,今天聽起來,潸然淚下:

　　可憐可憐真可憐

　　趕馬不在家過年

　　世上可憐趕馬人

　　大年初一就出門

　　臘月趕馬大寒節(jié)

　　遇著哀牢下大雪

　　三十晚上回不到

　　老娘掛兒孫掛爺

　　富豪過年在家中

　　馬哥過年路邊蹲

　　哀牢山中老虎叫

　　騾馬不走就地跪

　　無量山中人熊笑

　　騾馬逃鞍收不攏

　　趕馬要給鋼鈴響

　　鋼鈴響著馬壯膽

　　……

　　五

　　“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殺只雞；二十八,蒸棗花；二十九,去打酒；年三十兒,捏餃子……”

　　遙想當年,經歷十幾天甚至數十天才回到老家過年的游子,聽到這些民謠,怎不熱淚盈眶?

　　春節(jié),是中國人儀式感最強的時間。這種儀式感,作為一種文化基因,深藏于血脈中,如此頑強,很難更替。或許其形成的過程,正是在許多許多年前,那些在緩慢的旅程中一點點靠近家鄉(xiāng)的古人心中積淀下來。因為回家如此艱難,團聚如此難得,春節(jié),才如此珍貴,年味,才如此濃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