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學生拍畢業照的龔太平。

　　很多人說，龔太平可能是武漢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武科大”）最“富有”的老師。

　　200萬張學生照片，塞滿4臺辦公室電腦的內存，備份用去10個2000G的移動硬盤。3700份DVD光盤、500多盤錄像帶，挨個編了序號，龔太平退休時一打包，把它們整齊地碼在4個大紙箱里，貼上標簽堆在家里的空房間，乍一看，像是被密封的藏品。

　　先后有1.5萬余名學生走進他的鏡頭，“整整40年的大學生校園記憶。”

　　龔太平的辦公室墻上，是一張挨著一張的校友畢業聚會合照；桌上摞著好幾本厚厚的相冊；電腦上還接了兩個移動硬盤，存的都是學生照片。

　　有人來拜訪，他會引著先從墻上的畢業同學聚會照看起。如果問起照片里校友，64歲的老教師能說出校友的名字，當年就讀的班級，現在的工作單位……

　　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成千上萬青年的命運由此改變。而在湖北武漢，一個醫學院老師，也是從這年開始拿起相機，記錄起每屆大學生的笑臉和屬于他們的時代烙印。

　　40年，高等教育發生了什么，改變了什么，留下了什么……這一切都濃縮在龔太平的鏡頭之下，也改變著他的人生。

　　龔太平不像個64歲的退休老人，說話語速超快。背出勒痕的雙肩包里裝著相機，塞滿電池和數據線。

　　在龔太平的記憶里，那是一個激情迸發的時代：學生拼命學習，不上課就自習，借著樓道的燈光看書，渴了就跑到水龍頭底下，伸長脖子喝自來水；膽子大的女生，上完解剖課，把搬得動的頭顱骨、四肢骨扛回宿舍，琢磨人體的構造；中國女排連勝時，一群人在校園里歡呼、奔跑，有人拿著解剖室里的骨頭把臉盆敲得震天響，棉被甩起來，棉絮從窗戶簌簌地成片落下。

　　“如果把學生生活、校園點滴用照片記錄下來， 過個二三十年再拿出來，會非常漂亮。”20歲出頭的龔太平覺得，這個事兒有意義。

　　他買不起相機，只能厚著臉皮借來學習；花了2角錢買本《攝影的基本知識》，去照相館和攝影師交朋友，偷偷地學了些技術。

　　沒有暗房，他用兩片玻璃加上感光片夾住底片，躲在被窩里，等陽光足了，一掀被子，嘴里數著“一秒、兩秒、三秒……”，憑感覺控制曝光時間。

　　后來有了實驗室，他試著將細胞染色體成像技術用在人像上，配置藥水，控制用量，摸索了一段時間，能像樣地把照片洗出來。

　　1986年，龔太平第一次拿到專屬自己的相機。嚴格來說，那是研究室顯微鏡上攝影機器的鏡頭，取下來，組裝好，湊合著也能當相機用。

　　為此，他還提前跟領導做了匯報。領導覺得，有人拍校園也是好事，準了。

　　實驗室以外的時間，學生和照片漸漸成為龔太平生活的軸心。

　　第一張留存的黑白畢業照上，300多名學生齊刷刷地站在水泥操場上，背景是3層教學樓。

　　走到哪兒，他的相機都背在身上，為學生攝像、錄影。一路拍下來，可以給學生做本5年大學生活相冊。100多頁的冊子，按照時間線，清楚地羅列出故事：班級聯合燒烤、迎春晚會、第一次實習……龔太平埋頭選片、制圖，常常一抬頭才發現外面漆黑一片。他把被子搬到辦公室，累了就在辦公室沙發上躺一會兒，總能搶在畢業前夕，將光盤、紀念冊無償送給學生。

　　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學校有個愛拍照的老師。

　　學校有活動，宣傳部總記得給他打電話，他背上相機包就趕過去。有時，沒人邀請他，他知道有活動，也去。很多學生都記得拍畢業照時的一個場景：學校請的專業攝影師在正中位置拍，龔老師的三腳架支在旁邊，也拍。

　　有校友打趣：“感覺沒有龔老師的活動，都不像活動了哩。”

　　有班級專門邀請他去拍畢業照，他特高興。架著三腳架，看鏡頭，對著上百人的隊伍高喊“右側的同學再左移一點，好”。一會兒，聲音又提高了幾個分貝，“有的同學表情咋那么嚴肅，是不是龔老師欠了你們300斤大米沒還哩。”這一說，大家都笑了。

　　臨別前聚餐，同學搭著肩，互相爆著對方在大學的糗事，玩笑打鬧間，眼淚不知怎地突然就滾了下來。龔太平舉著相機，紅著眼，拍著學生們彼此告別的畫面，邊哭邊拍。

　　校園，在照片中以可見的速度蛻變著。從毛坯房遷到新大樓，從土足球場變成塑膠跑道。龔太平的相機從膠片機換成數碼相機，照片由黑白變成彩色，還專門添置了打印機。

　　所有的照片，他都會仔細注明拍攝時間、內容，歸類整理在硬盤、電腦里。有時碰見其他老師丟的照片，他也收集起來。

　　攝影展慢慢也辦了起來。龔太平整理、排版，聯系廠家，把照片都印在展板上，自費辦了10多次。最熱鬧的時候，吸引了上千人來觀看。他還制作了一份武科大明信片，校友回來了送，學生來了也送。

　　一次，校長接待從德國飛過來的導師，談話間想起了他，跟身邊人說“趕緊給龔老師打電話，讓他過來幫忙拍個照，把他做的明信片也帶過來”。

　　歷史的車輪向前滾動。當一張張照片被攤開、細細欣賞的時候，龔太平看到了高校教育改革中，最鮮活的“鯉魚跳龍門”的樣本。

　　1999年，高校擴招。有資料顯示，到2005年，農村大學生人數翻了6倍，首次超過城市學生。

　　在1999級的畢業照里，龔太平認出了本科8班的李強（化名）。這個來自湖北仙桃的農家子弟，每到暑假就早早趕回家，幫父親摘梨子。父子倆把一筐筐梨子運到鎮上賣，掙了錢，誰也舍不得花，全留著交學費。李強工作后，沒兩年就考上研究生，留在省里一家三甲醫院。

　　福建小伙子張明（化名）也抓住了時代的機會。他父親賣豬肉，母親務農。最難的時候，家里連1個月的生活費也湊不上。5年時間，除了上課，他就窩在實驗室、自習室、圖書館，拼命汲取知識。12年后，龔太平在學生婚禮上遇見他。他已是福州一家醫院的外科骨干，娶妻生子，在繁華地段買了房。照片上那個靦腆的農村孩子蹤跡全無。

　　“寒門出貴子，這樣的例子太多了。”點開一張張畢業照，龔太平有些自豪，“每張照片背后都有故事。人叫什么，去了哪兒我都知道，幾十年的積累都放在上面呢。”

　　一次經歷，讓龔太平開始觀察到照片背后更深層的教育問題。

　　大一新生于欣（化名）剛結束軍訓，父親在煤礦遭遇塌方，不幸遇難。龔太平整理了于欣軍訓、學習的照片，最珍貴的一張，是開學時抓拍到父女同框的一幕。照片里，父親穿著深色的襯衣，提著裝滿棉被的大箱子，彎著腰陪在她身邊，耐心地等她辦入學手續。

　　待于欣處理好父親后事返校，龔太平把她叫到了辦公室，遞上3張照片，“這2張照片給你和妹妹，上面有你的父親，另外1張送給你媽媽，你和妹妹都在外讀書，讓這張照片替你陪著媽媽。”

　　把手放在和父親唯一一張合影照片上，于欣哭了。

　　龔太平翻遍了學生檔案，發現班里有半數學生都曾有留守兒童經歷。他以記錄者的姿態做了次嘗試，給96位父母寄“家書”，手寫了96封信，記錄學生點滴，還給上百個家長打電話。也因此被質疑：這老師是不是管得太寬了？

　　臨近退休，學院覺得沒人比他更熟悉校友，于是返聘他為校友辦負責人。這份工作沒有工資，但他覺得很幸福，依然可以做和拍照相關的事。

　　2018年暑假，為籌備醫學院校慶工作，64歲的龔老師在25天里打了1000多個電話。最累的時候，腿腫得嚇人，都沒力氣去開辦公室的門，把他驚出一身冷汗。

　　2018年10月26日，學校120周年校慶。他為回家的校友制作了照片集，用透明袋子仔細地裝著。

　　學生們的回憶拼湊出這樣一些細節：龔老師幾乎不旅游，周末、節假日最愛辦公室；吃飯就去食堂，一頓飯幾元錢就打發了；一雙皮鞋，一穿好幾年；有一次去看校友，返程要打車，一摸口袋只有10多元零錢，還是院長臨時救了急……

　　但“窮老師”時刻注意把辦公室拾掇敞亮，衣服穿得整潔，還在會客桌上自制的紙盒里插上幾朵鮮紅色的假花。

　　他總擔心有校友回來一看，“哎呀，龔老師怎么老得不像話了。”

　　有校友評價他：“熱愛母校，對學校有遠超乎他人的深厚感情。”2011級臨床醫學班班長陳維用“博愛”來形容龔老師，“他不只對自己的學生好，對其他學院的學生也好。遇到來學校游玩的校友，也幫他們拍照，再發郵件給他們。”

　　但這種不求回報的集體價值觀，和這個時代一對比，總是反差很大。

　　40年來，他對自己的總結是：對得起良心，沒有任何私欲，也不占任何便宜，總是希望能將學校的風景和文化展示給學生，給客人。

　　他覺得，不是自己管得太寬，是社會價值觀變化太快。“找人監考，第一句話上來就問有沒有錢。好像沒有錢，這個事就不會有人去辦”。

　　“但如果只有你一個人堅持這種價值觀呢？”談到這里，他目光緊縮，嘆了口氣，身子重重地靠在椅子上，“是很孤獨”。龔老師看著手中的茶杯，臉上露出了與年齡相應的暮色與松弛。

　　忙完校慶那天，是個陽光正暖的下午，微信群的消息一直響個不停，校友不停地刷屏：感謝龔老師，感謝學院，感謝母校。回家真好。

　　他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也不作聲，一連看了幾個小時，臉上寫著滿滿的幸福。（記者 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