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狗令”緣何成為色厲內荏的“紙老虎”

 連日來，關于狗的新聞頻頻登上熱搜：前有云南某地發布養犬通知，要求“早7點到晚10點禁止遛狗”；后有網友痛斥自己驅趕吠犬護子，卻被不牽狗繩的男主人打至骨折。“最嚴規定”遭遇“最惡狗主”，對比之強烈，令人唏噓。

近些年，隨著越來越多萌寵走進城市家庭，因狗而生的糾紛頻頻見諸新聞。君不見，小區道路遍地是“雷”，附近居民苦不堪言；君不聞，半夜犬吠夜不能寐，左鄰右舍抗議不休……在某種程度上，狗患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社會問題，甚至成為很多矛盾的激發點。再嚴重些，比如遛狗不拴繩引發的惡犬襲人甚至傷人，無疑已經是危害公共安全了。從這個意義上說，“規范養犬”顯然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必須為之的課題。

平心而論，為了規范養犬很多城市都拿出了辦法，諸如“遛狗必須起早貪黑”的“最嚴規定”亦不在少數。可面對因狗而生的矛盾頻發的尷尬，“給狗拴繩咋就這么難”的追問著實讓人困惑。其實，這說到底還是違法成本太低而維權成本太高。即便被犬所傷，管理機構也多半勸告了之，受害者很難獲得實質性賠償。在此悖論之下，養狗者自然有恃無恐，受害者反倒“步步驚心”。權責失衡的法律困境，投射到一些狗主人的心態中，便異化為“二分法”：一說寵物就是“兒子”，誰敢瞪眼拳打腳踢；一說責任立馬變臉，出事賴狗與我無關。倘若養狗人的權利和義務不對等，解決因狗而生的矛盾只能是一句空話。

再激烈的道德譴責，也難抵一次重罰的刻骨銘心。縱觀各地五花八門的“限狗令”，之所以屢屢淪為“空文”，很大程度就在于勸導有余，懲戒不足，很難起到震懾作用。時間一長，大家便會發現所謂“最嚴規定”只是色厲內荏的“紙老虎”，從而熟視無睹，一切照舊。在這方面，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可資借鑒。比如在美國，居民區內犬吠超過三聲，狗主人就要受到相關法律的懲罰，這就是頗為有名的“三吠”原則；在新加坡，出門遛狗不拴鏈子以及不隨時清理狗糞，會被罰款500新元；如果在加拿大發生惡犬傷人事件，狗主人可能背上一輩子都還不起的巨額債務。可見，要想讓文明養犬成為自覺，關鍵還得讓法律長出牙齒。這樣，“人仗狗勢”的奇葩鬧劇才能少一點。

養犬是一種責任，一方面是對犬的責任，另一方面是對公眾的責任。督促養狗人士在享受“家有萌寵”權利之時，承擔相應的責任義務，這既涉及公共利益，也事關城市的文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