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臺馬蹄牌收音機

上世紀80年代，多少個冬日的早晨，我裹在溫暖的被窩里，收聽著一檔叫做《電影錄音剪輯》的節目，太陽透過木格窗欞投射在土屋褶皺的墻壁上，灰塵在陽光中輕快舞蹈，煮熟的地瓜香氣隱約從母親忙碌著的廚房里傳過來，我用聆聽的方式感知著這個世界的脈動，維持著與經典或時尚的單線聯系。

鄉村是封閉的，沒有電視，沒有報紙，甚至除了小學課本，也沒有別的書籍。唯有那些在天空里自由游蕩的無線電波，僅僅依靠一臺半導體設備，便能轉化成千萬種曼妙婉約的聲音，讓人想象外面世界的樣子，讓人穿越古今的界限，讓人產生感動、充滿憤怒，或者是充滿期待，那是只有“遠方”才能給人的美麗誘惑。

每天下午放學后，夕陽慢慢接近西方的天際線，原野上升騰著薄薄的水汽，那是天地間的生命在呼吸。我則無心于這里的田園之美，而是匆匆奔回三里外的家中，第一時間打開收音機，收聽劉蘭芳那抑揚頓挫、繪聲繪色的講述。我總奇怪天門陣為什么總是說破而不破，也想知道八大錘到底怎樣鬧的朱仙鎮……昨天的那句“欲知后事如何，咱們明天接著說”是最讓人癡迷的等待，日常枯燥機械的生活，因為收音機的存在，因為這些等待，也就變得曲折豐富、跌宕多彩。等待有時會把時間拉得很長，比如六點半才會開始的評書連播，就讓六點二十五到六點半這五分鐘變得無聊難耐，為了逃避這惱人的等待，我干脆騎著自行車，從家里出發上大街，繞過奶奶家前面的那條小路再騎回來，時間剛剛好。

當然，鄉村的主旋律，遠不是等待一個評書節目的開始那么簡單，即使是七八歲的少年，也要在一年四季的耕耘、播種、培育、收獲中充當一個不可或缺的伴奏音符，就如范成大所謂“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所以，在我的少年時代，在人們對土地還懷有深深感情的年代里，似乎總有永遠干不完的農活在等著我去做，割草、澆灌、刨地、拾棉花。如果沒有那臺父親從上海帶回來的馬蹄牌收音機，我不知道這樣的勞作會讓人變得多么枯燥無聊、難以忍受。只要有機會，我就會把笨重的收音機抱在懷里，帶它到我要去的地方，即使是拾棉花這樣需要一壟壟不停往前走著干的活計，我也會搶先把收音機放在十多米之外的前面，然后折回干活，等走到它身邊的時候，再往前放一放，如此循環往復，從不厭煩。上世紀90年代到來的時候，收音機體型變小，電池也換成了更小的五號電池，它就更成了我須臾不離的一個寶貝，褲兜里一放，或者扎起上衣往懷里一扔，手腳不受任何拘束，我感激科技進步帶來的聆聽自由。

那時的收音機，很容易讓我想起現在的微信，除了不能雙向互動之外，收音機也曾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我的表達，安排了我生命的內在節奏。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收音機，每晚睡覺之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關上收音機，一天里的潮起潮落、起承轉合便都融合進男男女女、輕重緩急的來自遙遠時空的聲音里。幾年的時間，從《電影錄音剪輯》中，我“看”了眾多諸如 《葉塞尼亞》《佐羅》《東方快車上的謀殺案》《茜茜公主》《羅馬假日》《魂斷藍橋》《鐵面人》等外國經典電影，還從《閱讀與欣賞》欄目里背下了白居易的《觀刈麥》、賀鑄的《鷓鴣天》、崔顥的《黃鶴樓》等詩詞名句，聽了無數遍《小喇叭》里孫敬修講的《西游記》的故事……每處關于影片、詩詞的記憶中，都回蕩著邱岳峰、童自榮、喬榛、丁建華、夏青、雅坤、方明等人磁性十足卻又特色鮮明的聲音。收音機，在低調的形態里，蘊藏著奢華的內涵，那些聲音給一個少年呈現了多姿多彩的文化盛宴，讓整個世界都在人的內心緩緩流動。

隨著科技的發展，今天電視、電腦、手機已經深入人們生活的角角落落，文字、聲音、畫面鋪天蓋地，我們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只是在夜色漸濃、萬籟俱寂的時候，會突然想起曾經那些年聽收音機的日子，想起我們與改革開放共奮進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