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校里，他們是“保姆”，牽掛學生的身心與生活；他們是“萬金油”，幫助學生求解日常遭遇的方方面面難題；他們被叫作“老師”，但許多人無法登上講臺，身份“尷尬”。他們就是高校里的輔導員，常常被誤解的一個群體。

　　“24小時在線大管家”

　　周五晚11點，云南某獨立學院輔導員李牧(化名)還在接聽學生電話：“我們會按照學校文件公平公正地執行，絕不會出現走后門、拉關系的情況，請你一定放心。”李牧苦笑著告訴半月談記者，這段時間搞綜合測評和貧困生認定，有些同學擔心不公正，經常來問。

　　“迎新生、帶軍訓、走訪宿舍，每天要填十幾份表格……”說起近期的工作，云南大學輔導員朱丹調侃自己快成“表”姐了。

　　“輔導員就像大管家，什么事情都要管。”廣州某高校輔導員曾慧(化名)說，上課查遲到、早退，晚上查寢、排查夜不歸宿，周末組織活動，更不必說還要時刻關注學生的思想動向和心理狀態。

　　對此，李牧深有同感：“從學生宿舍換床位到畢業離校都要輔導員簽字，半夜遇到學生生病、打架等突發問題，更得第一時間去處理。”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手機24小時開機是輔導員的基本要求，很多人自稱是“24小時在線大管家”：“學生夜不歸寢，我們擔驚受怕；知道有學生生病，比自己生病還緊張。”

　　“輔導員既要當好理論教育家，又要做學生工作的思想家；突發事件他們是沖到第一線的實干家，學生遇到心理問題則要當好心理學家。”云南大學學生處副處長張擁軍說。

　　不上課的教師，沒待遇的干部

　　按照教育部2017年出臺的《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輔導員工作職責包括思想理論教育和價值引領、黨團和班級建設等9條。但在現實中，許多輔導員承擔的工作遠不止于此。

　　受訪輔導員普遍反映，除本職工作外，他們還要挑起學校或院系的多副擔子，黨支部、團委、工會的任務都得出力。“宿舍分配、收水電卡要輔導員出面，就連清理寢室資產都要我們一個個凳子去數、去搬。”曾慧說。

　　教育部規定，高校輔導員與學生的比例不低于1:200，但一些高校難以實現。李牧平時要帶400余名學生，每周走訪一次學生宿舍就要花不少時間。

　　“尷尬的是，輔導員屬于教師卻不任課，要得到學生真正的尊重比較難。”湖南某高職院校輔導員彭月(化名)說：“學生評優、評先進、入黨等工作都屬于矛盾較集中的領域，處理不好極易引發糾紛。一旦學生有疑惑不滿，首先要質問的就是輔導員。”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部分高校輔導員既無法像任課教師那樣評職稱，也不能享受行政干部的職務待遇，在高校里身份“尷尬”。“外界認可度不高，同事也經常對我們有誤解。”一名輔導員說。盡管已工作6年，李牧至今仍沒有職務和職稱，每月5000多元的收入讓他不敢想買房的事情。

　　多重壓力下，輔導員隊伍流動性很大，不少人干不了幾年就離職或轉崗。與李牧同年參加工作的13名輔導員如今只有3人在堅守；彭月所在的學校，2017年新招的10名輔導員一年過去就只剩了3人。

　　輔導員的“春天”是否還遠？

　　細讀《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會發現其中一系列給人憧憬的明確規定：保證輔導員工作有條件、干事有平臺、待遇有保障、發展有空間，推動輔導員隊伍專業化職業化建設；專職輔導員職稱評聘單列計劃、單設標準、單獨評審……這些規定如何繪就輔導員獲得感的“春天”呢？

　　一些地方和院校已實行或探索辦法，為輔導員發展創造條件。復旦大學率先構建“雙線晉升”發展路徑，選任干部時優先考慮具有一線輔導員工作經歷的人員；云南大學即將開展輔導員職稱職級專項評審……

　　“現在輔導員的待遇和平臺還是在提升。”朱丹帶了3門課程，目前已是講師的她正攻讀博士研究生，對輔導員工作的信心和期待逐步積聚起來。

　　只是，仍有一些地方和學校，教育部的規定難以落地。李牧說，平時事務性工作太多，而學校的職稱評定要求又太高，自己根本達不到。

　　曾慧則感慨，雖然學校開辟了專技類渠道讓輔導員得以與任課教師一起參評，但是，輔導員除了還能發幾篇論文外，科研課題幾乎都完不成。所以“盡管輔導員能參評，但實際競爭力有限”。

　　湖南師范大學教授丁加勇指出，高校輔導員普遍面臨職業定位與個人發展的困惑，亟待高校調整優化考核與評價、培養與發展體制機制，在薪酬、晉升等方面更好地回應輔導員實際需求。(半月談記者 白靖利 謝櫻 吳振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