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同網絡的關系是什么樣的？一方面離不開，一方面卻想要擺脫。中國青少年宮協會兒童媒介素養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張海波認為，這和親子關系是一樣的。“在孩子小的時候，不少家長總會向我們反映，孩子獨立性不強，總是黏著父母，不少父母想要從中逃離出來，享受自由的空氣。”

　　然而，等到孩子成長為小少年，家長們反映最多的問題就變成了“手機爭奪戰”：“如何停掉孩子的社交軟件，如何讓孩子從虛擬世界回到真實的家庭生活？”

　　這180度的翻轉很說明問題，當網絡依賴的門檻越來越低齡化，在這其中，家長和學校能做些什么？張海波向記者講述了他的故事。

　　第一階段：科普

　　“我們的工作是2006年開始的，分為三個階段。剛開始，我們主要在少年宮為孩子普及網絡知識、科技產品。那個時候，網絡的普及率還不太高，很多孩子對新事物很好奇，這是第一個階段。2012年，似乎是一個分界線，微信等社交媒體紛紛出現，之后的直播、短視頻等產品出爐，讓互聯網的熱度越來越高，家長們的需求開始變得不同，他們希望我們在少年宮多開一些家長課堂，多做一些家長講座，分析他們的親子關系，也幫助他們了解孩子對互聯網的真正需求。”張海波說。

　　這是因為家長們忽然發現，自己對孩子的網絡愛好一無所知。孩子拿起手機就會顯得很開心，但是家長們不知道他們為什么開心。“有的家長告訴我們，他們曾偷偷翻閱過孩子的聊天記錄，卻發現里面充滿莫名其妙的縮寫文字，看都看不懂。”張海波說。

　　第二階段：分享

　　于是，張海波隨之把講座、課堂的年齡階段放得更低。“不能等出了問題再去教育，我經常在少年宮看到這樣的情景：一到中午吃飯的時候，家長和孩子每人抱著一個手機，相對無聲、各看各的，這不是正常的親子關系。”

　　“我們進入小學，在假期安全周的時候，向同學們介紹網絡安全知識，并且和家長、孩子一起通過開沙龍、座談會等形式，讓雙方簽‘約定書’。一方面是家長與孩子的約定，希望孩子每天玩手機有節制，不要超過約好的時間；另一方面是孩子與家長的約定，希望他們想和家長說話的時候，家長也能第一時間放下手機，仔細傾聽。在一次沙龍上，一個五年級的孩子發言說，自己的媽媽看他寫作業的時候會打游戲，還放出聲音，這讓寫作業的他心里癢癢的。他說完后，所有的家長都陷入沉默。”張海波說。

　　于是，他們鼓勵家長成為“三好家長”，“好關系、好方法、好榜樣”。“和孩子建立平等的親子關系，用傾聽的方法解決爭端，首先從自己做起，有節制地使用手機等電子產品，做孩子的好榜樣。”

　　在這個階段，他們一步步把工作下移，一直移到幼兒園的小朋友當中。因為他們發現，很多孩子小學階段就已經“很會玩手機游戲了”。“小學三年級開始，學校會給孩子們開信息技術課，也就是電腦課。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孩子們在評選自己最討厭的課程時，這門課排名靠前。這是因為孩子們早就進入了深度應用電腦的階段，老師們卻還在講如何開關機、使用Word軟件、做PPT。于是，我們進入幼兒園，和幼兒園的小朋友一起畫‘約定書’唱‘約定歌’，讓家庭教育成為第一道防線。”張海波說。

　　第三階段：參與

　　可是很快，張海波團隊再次發現，工作進入了新的瓶頸。因為他們總是在被動地應對網絡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在這場戰役中依然無法占據主動。同時，這一代孩子漸漸和家長產生“數字化代溝”。《中國兒童的數字化成長及網絡素養狀況研究報告（2016—2017）》顯示，14歲是一個“分水嶺”，14歲孩子家長中有63%的人表示，在網絡方面，孩子懂的比自己多。

　　于是，第三個階段，張海波團隊想到讓孩子自己參與，讓孩子們給政府、企業及家長提建議，平等對話。“我們開始在小學招募小小講師團、小小調研員，讓小朋友們自己反思與網絡的關系，自己合理安排時間。孩子們提出，玩游戲一定會影響學習、生活嗎？我們要學會的是合理控制時間，而不是徹底放棄網絡。有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孩子，打某個網游的級別非常高，還是游戲主播，他在成為我們的小小調研員之后發現，游戲主播這個行業，并不是只會打游戲就可以的，同樣需要合理安排時間，更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識做儲備，于是這個孩子不僅現在自己不沉迷游戲，還帶動了身邊的小伙伴一起，大家要做游戲的主人。”張海波說。

　　在主動調研之后，孩子們得出一些結論很有意思，比如，他們選出了最討厭家長說教的語言：好好學習、別人家某某如何優秀，這兩類話名列前茅，這個結果讓很多家長陷入沉思。“今年暑假，我們還組織了第一節兒童互聯網大會，讓孩子們通過參與的形式，告訴我們真正的需求。”

　　張海波認為，今天的孩子，是在數字化下成長的一代。“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我們的引導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這就是我們的故事。”（本報記者 姚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