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經濟協調發展規律

深刻把握經濟協調發展規律

兼析“新自由主義”否定產業政策的理論謬誤

  編者的話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整個世界是相互聯系的整體，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統。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協調發展”理念，就是強調要學會運用辯證法，善于“彈鋼琴”，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系，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同時，使市場經濟的自發性協調與社會主義自覺性協調科學地耦合，充分發揮兩者的優越性。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在經濟領域的具體應用。

　　協調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和發展的規律。應當運用好市場和政府“兩只手”，加上科技創新的優化和引領，把我國經濟協調發展規律運用得更好。新自由主義以“無為而治”否定協調發展，極力反對產業政策，是反科學和有害的，必須加以澄清。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體現了對新的發展階段基本特征的深刻洞悉，體現了對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發展方向的科學把握。當前，我們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新發展理念上來，努力提高統籌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認識要立即調整，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行為要堅決糾正，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做法要徹底摒棄。前段時間經濟理論界關于要不要產業政策的爭論，焦點在于政府與市場邊界，而更深層次涉及的是，協調發展是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和規律等問題。

　　事實驗證：否定產業政策理論的真偽

　　我們首先用國際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做比較驗證。

　　先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是從非協調的畸形經濟開始的，使本國和全人類為之付出巨大的代價，現在的世界經濟不協調、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就是它們幾百年積累遺留的惡果之一。下面舉出幾個國家實例：

　　英國：作為第一個稱霸世界的國家，英國的市場主要在國外，靠廣大的海外殖民地彌補其國內的短板。即使這樣，國內的供給與需求經常嚴重失衡，勞動人民貧困消費不足造成生產過剩。從18世紀末開始，就有了微弱的產業政策，著力發展輕紡工業，但仍未克服不協調弊端。1825年發生了第一次經濟危機，以后大致每10年一次，漸漸落后于德國、美國。

　　美國：是后起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經濟畸形主要表現為過度虛擬化。繼1929年至1932年世界性危機之后，2008年發生了金融危機，殃及世界，至今復蘇乏力，持續時間超過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不僅加劇全球兩極分化，而且把不平衡推向極致。

　　日本：經濟更為畸形。本國缺少資源，后走向軍國主義。戰后靠美國在朝鮮、越南戰爭的特需訂購及扶植，擴大對外貿易，發展較快，但一直未克服市場失衡問題，造成“失去的30年”。

　　上述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失衡，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私人占有（特別是大資本壟斷）的矛盾，為追求資本家的利益自發造成經濟不協調，其后來的產業政策雖有所糾偏，但無法阻擋大資本追求私人利益造成的失衡。雖然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可以促進一時的平衡，但卻是通過弱肉強食的競爭，以很多企業破產、廣大工人失業為代價實現的。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都在強化產業政策，而且有短暫的協調發展時期，出現過順利快速增長，但出于大資本的利益，不可能從根本上自覺地實現協調，這是它固有的弊端。

　　再看二戰后的眾多發展中國家。由于霸權主義國家的操縱，無論是貧國還是較為富裕一些的國家，多數都有發展不協調甚至畸形化的頑癥。按照世界銀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即人均GDP大體進入中等收入之后，增速下降，經濟滑坡，矛盾突顯，從歷史數據看，1960年達到中等收入的百余個國家中，后來只有13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余87%落入所謂“陷阱”。與其說是由數量變化造成的陷阱，不如說因結構不協調造成的矛盾復雜化、尖銳化。這些國家雖然都取得獨立地位，但掌權的是資產階級，不少國家是大資產階級集團控制；對外還不同程度地依靠壟斷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如依賴外國投資），多為國內畸形發展（如貿易立國、產品單一等），基礎設施落后，兩極分化突出，加上不同黨派輪流執政缺乏長期規劃和處理矛盾的能力，不能及時主動轉軌調整經濟結構，使得局面無法收拾，掉進了不可自拔的陷阱，這與不能協調發展關系極大。比如：

　　阿根廷：由于在關鍵時節未抓住工業化發展的契機，從當時一個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淪落為發展中國家，至今未恢復元氣。

　　由于優越的自然環境，擁有大量豐富的農牧業資源，因此其經濟發展更多的是依賴農牧業產品出口，1929年前的幾十年，阿根廷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之一。但是，由于忽視了工業的發展，喪失了二戰前后的兩次工業化機會。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實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資金大量流入金融體系，形成龐大的投機資本泡沫，給國家金融帶來巨大沖擊，政治動蕩，社會問題增多，至今經濟發展長期萎靡不振，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

　　巴西：協調失當致使經濟大幅萎縮，曾經創造了經濟“奇跡”的巴西，遭遇麻煩重重。主要原因有：其一，巴西有優越的“天然稟賦”，依靠原油、鐵礦石、大豆、咖啡豆、肉類、糖等產品出口來支撐經濟，由于近年來世界經濟疲軟，出口額連續下跌。其二，在收入水平較低、工業不成熟的背景下實施去工業化，第二產業在經濟中占比僅為23%，而服務業占比高達71%，遠高于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形成了產業的“偏頗繁榮”。其三，基礎設施建設的落后拖累經濟增長。其四，金融、財政政策失當。由此，落入“陷阱”。

　　印度：一直未全面實現工業化，雖第三產業獲得長足發展（早已超過GDP的50%），但基本上還是農業國，農村人口大體占60%，農村勞動力占74.4%。電子信息業迅猛發展，主要服務于發達國家，但其基礎設施相當落后。從表面上看，其增長速度不算低，但卻掩蓋著深層次矛盾，尤其是人口增長過快，人均收入較低，貧富分化嚴重，隱藏著危機。

　　同樣，這類國家也有這樣那樣的產業政策，但因產業政策多是維護大資本家的利益，其協調功能軟弱無力。

　　最后看原有社會主義國家：主要以蘇聯為例，走向另一個極端，即計劃經濟體制下管得過死的產業政策，一直片面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工工業，農業、輕工業落后，產業結構畸形化，市場供應一直緊張。蘇聯解體后，雖然留下了強大的重工業體系，但由于結構不協調，西方國家的代理人強行實施“休克療法”，政府完全放棄調控，對市場“大放羊”，結果通貨膨脹5000倍，生活物資匱乏，經濟陷于快速崩潰之中,新自由主義最徹底的“試驗田”完全失敗。“休克療法”被強行終止后，俄羅斯主要靠石油出口維持經濟增長，而當國際石油價格下滑后出現了很大的困難，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又雪上加霜。其他東歐小國，也因其產業結構不協調，產品單一，先后出現經濟困境，不得不依賴西歐國家。

　　上述事實說明：第一，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其基本矛盾決定不可能有真正的協調發展；第二，在其發展中也有這樣那樣的產業政策，但都不能從根本上克服不協調的矛盾，有時還加劇了不平衡；第三，計劃經濟體制下過于僵化的產業政策又人為地造成經濟畸形化；第四，協調是社會化生產的客觀要求；第五，實現好協調發展必須自覺使市場和政府“兩只手”耦合，關鍵在于“產業政策要準”。

理論辨析：協調發展的內在規律與必然

　　對于協調發展問題，新自由主義“精英”們的主要觀點概括地說，一是不需要協調；二是即使需要協調也要依靠市場的自由發展，不需要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干預，政府作用要壓縮到最小；三是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是市場功能的最大妨害，必須徹底私有化、自由化。這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重要觀點，都是違背客觀規律的。

　　（一）協調發展是生產社會化的客觀要求

　　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協調既是發展手段又是發展目標，同時還是評價發展的標準和尺度；協調是發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統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這可以看作是對協調發展理念的總概括。需要防止的誤解是，這里所說的“平衡”是動態平衡，不是絕對平衡。

　　“協調”的概念既代表一種良性狀態，又包含達到這種狀態的動力、手段和過程。所謂協調發展，就是整體經濟中的各個子系統，各種要素、各個層面相互適應，產生1+1>2的整體組合效應，形成更大的合力，而不致互相摩擦、消耗或差異過大形成畸形化，造成內耗，而且此種狀態又是經常性的動態過程。這是各種系統維系、運行和發展的一種重要機制和規律。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高度上認識，協調理念的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揭示的“普遍聯系”和對立統一規律。任何系統必須具有協調機制才能保證系統的存續、運行和發展，而協調機制的衰退、變異或破損必然導致系統的惡化乃至毀滅。這是客觀規律。在自然系統中普遍存在著這種協調機制或稱制衡機制。人類的社會經濟是一種復雜的巨系統，存在著協調客觀要求和機制，然而它與自然系統的重要不同點是人的參與和作為在起著主導性作用。社會經濟的協調性是社會性、社會化的一個根本特征，是普遍現象，只是有隱有顯，人們常常不能自覺認識罷了。

　　事實表明，社會化生產超出個體經濟的范圍，整體性要求日趨突出，客觀上要求社會經濟成為各個經濟部分的聯結互動的有機整體。這就必須協調各類經濟部門和經濟主體行為，減少它們之間的掣肘和摩擦，形成質、量、度、時、力等各個方面互依互動的良性關聯，構建運行及發展的良性合力和協調狀態。

　　（二）資本主義以波動和危機實現相對協調

　　協調是生產社會化的客觀要求，而實現協調狀態就需要必要的動力、手段和過程。經濟發展是與社會化程度提高相并行的，兩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因而協調的客觀要求也就相應提高。

　　在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產業革命之后，社會分工和社會關聯程度都空前增大，客觀上更需要加強各個方面的聯系和協調。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社會化與私人占有的矛盾，生產社會化要求整體性、協調性，但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特別大資本的壟斷，各經濟主體卻不顧整體利益而各自進行著逐利的博弈，這必然妨礙、割裂、扭曲社會聯系，嚴重影響著整體協調。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形成周期性經濟危機，甚至殃及全世界。資本主義各國為了克服嚴重的不平衡也不得不制定實施一定的產業政策，但無力達到合理的程度。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十分重視并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認識和探索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矛盾運動規律。比如，馬克思提出，社會再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兩大部類必須保持一定比例關系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實現。這揭示了隱藏在市場背后的“大比例”關系，是一種趨勢，不是固定、刻板的定量比例。實際上，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背后隱藏著保持“比例”關系是客觀要求，但它不可能自覺地去符合這種要求，只能自發地被倒逼去“適應”這種要求，并付出包括經濟危機等在內的沉重代價，而且這種“比例”難以達到客觀需要的良好程度。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協調發展的必然性和特殊性

　　協調發展是基于發揮社會主義本質優勢的重要理念和機制，自覺協調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大優勢。然而，這一認識的形成有一個歷史過程。各個時期的實踐證明，要求比例過死就易走向僵化，不應當把比例關系看得過死。隨著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逐步深化，越來越凸顯實現協調發展與政府的正確產業政策分不開。

　　現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科學地利用市場經濟的活力，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里提出了一個重大的時代命題，即如何把握經濟發展自身的不平衡和自覺協調的關系，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健康發展。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立足中國發展實際，堅持問題導向，逐步形成并積極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等，都體現了我們對協調發展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體現了唯物辯證法在解決我國發展問題上的方法論意義。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論斷。對此我們的理解是：廣義地說，市場是所有的供求和交換關系的總和，既包括有形的市場載體，也包括無形的市場機制，因此經濟運行中特別是在其微觀層面，市場對資源配置起著決定性作用；但市場并不是起全部作用，還必須有政府的引導和調控。市場有強大活力和便捷性，其背后反映著客觀的供求關系，但又有很多缺陷，只有恰當地與政府作用組合運用才能取利除弊。為此，要找準市場功能與政府行為的最佳結合點，切實把市場和政府的優勢都充分發揮出來，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色和優勢，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當堅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越性的內在要求。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協調發展規律體現著市場經濟的自發社會性與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社會性之間的有機耦合，不平衡的突進和調制平衡的協調相統一，可以發揮兩者優越性的組合效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與政府如何協同，使兩者優越性充分發揮以取得更佳效果，是一個需要經常探討的重大課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發展中遵循協調發展規律，必須把握其特殊性：一方面要求調控各子系統在質、量、時、力等多個維度上的適當比例關系、協同關系，另一方面也要正確對待發展的動態性，把波動限制在適當的區間，并有足夠的自覺性、預知性，避免和克服由較大經濟波動、經濟危機造成的動蕩。這就得善于用好市場和政府“兩只手”，制定和實施正確的產業政策，同時要發揮科技創新的引導和優化作用，以避免或減少內阻和內耗，取得最佳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民生效益，更好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目標。

　　綜上所述，協調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條客觀規律，精準的產業政策是實現這一規律的重要手段。新自由主義否定產業政策，實質上是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律。

 　　（作者單位：河南財經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