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天美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下，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對人們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互聯網影響著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強化網絡治理工作，保障網絡空間的清朗、穩定、和諧和安全已成為黨和政府的重要任務和挑戰。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從觀念、技術、機制等多層次對網絡安全進行了闡述，給未來我國網信和網絡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

習總書記在座談會上指出，要樹立正確的網絡安全觀，要認識到網絡安全是整體的而不是割裂的；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

此次會議上，習總書記提出的五組辯證關系是“總體國家安全觀”和“網絡強國觀”的進一步闡釋，而真正建立起網絡強國首先要做到的是以安全為底線，而保證網絡安全底線就要堅持以法律為規范、以技術為保障、以合作為途徑、以發展為目標四個原則。

網絡安全是事關我國發展全局的大問題，在國家安全中占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意義上國家安全的治理主體一般是主權國家，主體威脅的來源、威脅的目標與威脅的效應乃至威脅的作用方式都是清晰可辨的，甚至是可控的。隨著網絡空間的日益擴大，“安全”與“不安全”的界限正日益變得模糊不清，安全的責任也不再專屬于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等權威行為體，NGO、企業、技術專家乃至普通民眾等非國家行為體都對塑造互聯網穩定、繁榮互聯網經濟以及推進互聯網自由和創新精神等方面和國家政府一樣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發展是網絡安全的推動力量。安全與發展，既相互促進，又相互矛盾。在發展水平低的時候，安全性一般較低。但是，正是因為發展水平低，所以從根本上限制了安全能力的提高。發展是硬道理，對信息化和互聯網也是如此。只有真正發展了，才會更有能力去實現安全。“十三五”時期，中國將大力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互聯網+”行動計劃，發展積極向上的網絡文化，拓展網絡經濟空間，促進互聯網和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開放是網絡空間的本質特征。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指出，實現“十三五”時期發展目標，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必須牢固樹立并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開放正是互聯網最鮮明的本質特征，但是開放并不意味著無底線、無控制。中國倡導建設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這里既強調“安全”，又強調“開放”。從大趨勢上看，網絡的開放程度是與綜合國力和國家發展需要緊密相連的，要有序、有層次的開放，要把握好開放的度和量。展望未來，互聯網促進世界變成地球村，讓國際社會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人民是網絡治理的重要載體。互聯網是現實社會的一個縮影和子集，在整個社會環境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互聯網更是一把雙刃劍，既可成為推動發展的“催化劑”，也可稱為社會動蕩的“夢魘”。網絡最大的使用群體是人民群眾，最大的受益群體也是人民群眾，所以說在網絡治理問題上，人民是重要的治理載體。網絡治理要依靠人民，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從中獲取豐富的經驗和啟示，才能在治理網絡問題上取得實質性的成功。同時，網絡治理要為了人民，中國依法治理網絡空間，從根本上是要維護公民合法權益。所以，在現階段，要兼顧網絡安全與公民權利，找到合適的平衡點，既要尊重網民交流思想、表達意愿的權利，又要依法構建良好的網絡秩序。

處理好發展、開放、人民與網絡治理的關系，是保證治理有序性的前提，而做到政府管理與社會自律相結合、立法防控與技術防控相結合、國內治理與國外合作相結合則是實現網絡治理的最有效途徑。

第一，政府管理與社會自律相結合。網絡社會是一種多節點、多中心、虛擬化的新型社會形態，盡管單憑政府力量無法實現對網絡空間的有效管理，但網絡社會的治理也不能離開政府管理，所以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政府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政府和社會如何形成合力。當前，中國的互聯網發展還處于上升期，政府管控是網絡治理中必不可少的環節，但是網絡空間具有虛擬性、易變性、廣泛性，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無法治理好網絡空間。同時，網絡治理的成本之高也是政府自身難以承受的，所以政府及其行政管理人員應將傳統的政府管制理念轉變為社會治理理念，深刻認識到網絡社會的治理是一種包括政府、網絡企業、網絡行業組織、網民等在內的多主體參與的多元合作共治，形成法律規范、行政監管、行業自律、技術保障、公眾監督、社會教育相結合的互聯網管理體系，才是實現網絡社會有序治理的有效路徑。

第二，立法防控與技術防控相結合。在網絡社會興起的初期階段，由于網絡相關法律的欠缺，技術成為控制網絡空間的決定性要素，但是隨著互聯網覆蓋范圍的擴大，單純依靠技術管理網絡空間很可能結果適得其反，不利于互聯網事業的健康發展。所以，經過長期的網絡社會治理實踐，人們認識到立法防控與技術防控是“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在網絡發達國家實現了有效結合且收到了較好的治理成效。但是，受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我國在立法防控和技術防控方面皆存在明顯不足，需要借鑒網絡發達國家的有益經驗并基于本國國情予以完善，以此更好地發揮法律與技術的雙重作用。

第三，國內治理與國外合作相結合。2014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西國會發表題為《弘揚傳統友好，共譜合作新篇》的演講，提出：“國際社會要本著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則，通過積極有效的國際合作，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這是中國在國家領導人層面首次提出“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的概念。由于互聯網具有無國界、開放性和全球化的特征，新技術對既有的法律和秩序構成了挑戰。因此，網絡治理規則應該與時俱進，為適應新形勢而調整，達成新的國際共識，國際社會應本著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則，通過積極有效的國際合作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