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治國方略已定，落地需著眼基礎性工作

最近，從治國理政視角總結與探討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領導集體的生態治國思想，正在成為一個理論熱點。為此，許多學者著力于引用與闡釋習近平同志近年來關于環境治理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系列論述，比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即“兩山論”）、人和“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論斷，這自然是非常正確和必要的。

　　但筆者想強調的是，我們必須十分明確，更系統代表和體現包括習近平同志本人思想在內的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生態治國方略的權威文本，是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所通過的一系列正式會議文件、政策建議和實施方案。更具體地說，從2012年11月十八大報告到2015年9月《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其中關于生態文明制度創新與體制改革的規劃設想，已構成一幅清晰而完整的生態治國頂層設計和路線圖。對此，十八屆五中全會所做的概括是，“堅持綠色發展，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可持續發展，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新貢獻”——我們幾乎可以從中找到當代中國關于環境治理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所有主要理論創新點。就此而言，習近平同志的相關論述更多是一種高屋建瓴式的進一步闡發、展開和強調。只要正確理解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明確地說，落實生態治國方略的關鍵在于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而深入學習習近平同志系列論述的直接目的，也是做到切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生態治國方略或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戰略的最大挑戰在于“如何落地”。概括地說，這種挑戰可以歸納為如下兩個層面，一是一般公共政策意義上的，二是超出一般公共政策意義上的。就前者而言，任何一項創新性公共政策的成功實施，都需要一整套相對成熟的落實、監督和反饋機制，生態文明建設也不例外。但事實是，自十八大以來逐漸鋪開的生態文明建設，不僅其政策體系的內容仍顯得不夠明晰和過于粗線條，而且明顯存在著落實主體、制度和機制上的諸多缺陷（誰去做和如何去做），監督主體、渠道和手段上的諸多缺陷（誰來監督和如何監督），反饋程序、機制和路徑上的缺陷（哪些人以何種方式進行），等等。客觀地說，從中央政府層面到基層政府層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上述意義上的問題。就后者來說，越是關涉新型議題或引入全新方法的（革命性）公共政策，就越容易面臨一些來自舊制度或傳統的抗拒，生態文明建設正是如此。

　　日益明顯的是，生態文明建設本質上要求從社會生產方式到個體消費方式的后現代性或社會主義變革，這在我們目前所形成的經濟社會體制以及現行國際秩序之內是很難真正實現的，而我們又依然缺乏實質性超越或破除現行體制框架的政治資源和大眾輿論環境。相比之下，生態文明建設戰略或生態治國方略在后一層面上的挑戰更為深刻或嚴峻。近年來已在肆虐大半個中國的城市霧霾現象表明了傳統視野下有效環境治理的無比艱難，只是人們在如何走向一種更激進的政策取向上還缺乏足夠的政治共識或意愿。

成功應對上述挑戰的一些具體性制度舉措，在黨的十八大以來關于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一系列官方文件中已經得到初步闡述，比如建立最完善的行政監管制度和最嚴密的法治，修訂經濟社會發展考核評價體系，創建終生問責、黨政同責的責任追究制度，組建強有力的生態文明宣傳教育體系，等等。這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筆者看來，要確保生態治國方略或生態文明建設戰略的“最終落地”，我們還有更多基礎性、也許更迫切的工作要做。

　　其一，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執政黨的發展/現代化意識形態的繼續綠化。就像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共產黨成功實現了領導全國人民從一種革命（斗爭）政治轉向一種經濟（發展）政治一樣，如今她面臨著領導全國人民從一種過于簡約化發展轉向一種全面發展（“五位一體”）的歷史使命。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既是對一種新政治的學習，也是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學會以一種嶄新的政治追求和領導藝術服務于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民生關切:貧窮當然不是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也必須是綠色的。

　　其二，各級政府綠色執政能力的累積提升。必須看到的是，環境治理與生態文明建設推進，已經成為考驗我國各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綠色執政能力的一個標志性方面，而像城市霧霾、水域污染和食品安全等具體性議題領域則具有了影響政府執政合法性意義的政治敏感。從政府公共管理的視角來說，我們可以接受，對于綠色議題它需要一個不斷學習和漸趨完善的過程，但也必須意識到，任何綠色執政中的嚴重失誤或環境公共事件對于政府形象或公信力的損害都是巨大的——比如，2015年的天津大爆炸事故和深圳泥石流山體滑坡事故，都是生命與血的教訓。

　　其三，學術理論界綠色話語創制與推廣上的順勢跟進。無論是環境治理還是生態文明建設推進，都離不開一個既民主開放、又具有反思性的公共話語和輿論氛圍。這其中既有一個對政府、企業和社會公眾主體的監督教育問題，還有一個學者理論工作者的相互討論與自我教育問題。就像政府官員自身未必一定是綠色變革中的天然領導者一樣，科學家和學者也并不必然具備這一地位。這當然不是說，學者和科技工作者的作用已變得無關緊要，而是說，他們發揮作用的時空和方式已然發生改變——更多是雙向互動式的交流而不再是單向灌輸式的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