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難藝考季\"嚇跑眾考生

"史上最難藝考季"嚇跑眾考生 火爆藝考培訓首遭寒流侵襲

　　藝考

　　漫畫/琚理

　　記者 陳濤

　　這個寒假，章廣煒每天都在兩重身份的“切換”中度過。

　　在中央美術學院望京校區(qū)，他是一名大二學生；在離校兩站地的花家地西里，他是一家美術高考培訓畫室的講師。“參加藝考培訓的人數(shù)明顯少了，其他機構的情況也差不多。”三年前，章廣煒也是藝考大軍里的一員，“那時候要托關系才能進一家好畫室，現(xiàn)在連教室都坐不滿了。”

　　雖已臨近年關，不少美術培訓機構依然沒有放棄到央美門口蹲守。“非凡畫室”的一位招生人員說，今年頭一次出現(xiàn)教室內有空座位的情形，“招一個算一個吧。”

　　持續(xù)火爆十多年的京城藝考培訓班，頭一回遭遇寒流。

　　文化分數(shù)線，高了！

　　前天下午，租住在花家地南里的阿龍和幾個小伙伴兒忙著打包行李。他一邊拾掇畫板，一邊尋思該如何處理堆積成一大捆的素描、速寫。這些都是他從去年暑假起在北京培訓班的受訓成果。

　　“老家寧波也下雪了，想回去看看。”19歲的阿龍表情很輕松，比同齡人顯得更成熟。這已是阿龍第三次沖擊藝考了。一個多月后就是央美入學考試了，可他卻選擇了放棄。原因是不久前教育部的一紙新規(guī)定，美術生的文化課分數(shù)不能低于同批次的70%。也因為如此，今年被考生稱為史上最難藝考季。“我的壓力實在太大了，大到只能說‘再見’。”阿龍說，原本他的文化課成績就不好，選擇報考藝術院校就是沖著它的分數(shù)線較低，現(xiàn)在這個前提不存在了，他只得“認賭服輸”。

　　因為文化課分數(shù)門檻抬高，選擇退出藝考的并不在少數(shù)。在藝考圈摸爬了三年的阿龍加入了不少微信群，在名為“藝考闖關，一起沖”的群里，486人中近40人不想“往前沖”了。

　　從考前培訓班的入座率，也能窺出這一現(xiàn)象。在毗鄰通州宋莊藝術區(qū)的一處大院內，名為“致勝畫室”的100多平方米的教室內，52張桌椅有7處空位。授課的黃姓老師介紹，這都是近兩個月來退出的學生。“按理說，萬里長征已經(jīng)走過了八千里，他們不該輕言放棄。”黃老師說，絕大部分孩子擔心卡在文化課上。他算了一筆賬——如果一本線劃在560分，達到70%就接近400分了，這對很多藝考生來說都是一道太高的坎兒。而前些年，文化課只要考兩三百分就夠了。

　　臨陣脫逃的孩子們固然有苦衷，可在中央美術學院原院長靳尚誼看來，藝考培訓班遇冷還在于“一雙看不見的調節(jié)之手”，那就是藝術市場由狂熱回歸理性。在他看來，不少孩子學美術，緣于家長的“自作聰明”，“看到一件作品動輒賣出千萬元以上，就覺得自己的孩子也行。現(xiàn)在市場開始擠泡沫，家長們也變得清醒些了。”

　　靠押題過關，難了！

　　阿龍選擇放棄堅持了三年的“北漂”藝考，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去年央美的考題打了他一個措手不及。“素描畫的都是男模特，色彩畫的都是女模特，女模特不帶手，男模特都帶手”，這套被藝考培訓班總結出來的“應考經(jīng)”，在前些年央美入學考試中屢試不爽，直到去年三月，上千顆五彩的“棒棒糖”出現(xiàn)在央美考場。

　　“上午棒棒糖，下午還是棒棒糖。”這是阿龍對一年前那次考試的全部印象。他還記得當時試卷上寫著：“要求考生將所發(fā)的棒棒糖吃掉，并根據(jù)自己吃后的味覺感受，按照原品牌展開后糖紙中的基本元素進行再設計。”這一完全超出考前培訓班講課范圍的考題，讓阿龍懵了。他最近得知，央美今年可能延續(xù)這種考法。

　　阿龍的考友黃乃雄，歷經(jīng)三次藝考后，去年九月坐進了中國美術學院的教室。他介紹，參加美術高考的考生中，很少有人敢“裸考”，都會找培訓機構進行考前突擊。他在三年里感受了四家畫室的風格，有傳授美術基本功和應試技巧的普通班，也有“魔鬼班”、強化班、沖刺班，收費從五六千元到兩三萬元不等。不過，看似花樣很多的藝考班，講課的內容大同小異。“授課老師會對歷年高分試卷做分析，告訴學生得分點。例如，畫靜物要寫實又不必逼真，只是透視、光影符合一般造型規(guī)律。”黃乃雄說，幸好中國美院去年考題變化不大，如果也出“棒棒糖”之類的考題，他準沒戲。現(xiàn)如今，他一再讓老家的表弟慎重參與培訓，“靠押題過關，難了。”

　　招藝術人才，嚴了！

　　在央美副院長蘇新平看來，藝考培訓班的一些做法讓學生學到了急功近利，也容易形成對藝術的誤解，進而影響他們本該在這個年紀好好打基礎的心態(tài)，“這是我們作為大學不能容許，也不能接受的東西，必須改變。”

　　靳尚誼認為，這個改變就是讓真正有志于學藝術的孩子獲得更好的機會，“首先要確定自己是否真正愛藝術，是否有這方面的天分，而不是曲線高考。”央美油畫系主任馬路讀高中之前，連畫筆都沒碰過，當他報考中央美院時，在校任教的父親還曾阻攔過，但他依然鐵了心做這件自己感興趣的事。“當年家長限制我們學美術，要求我們學好數(shù)理化，美術是我們偷偷學的，那才是真正喜歡這個行業(yè)。藝術家不是強迫出來的。”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說，藝考不應該成為任何人的救命稻草。

　　對于提高文化課分數(shù)是否會卡住一些有藝術天分的孩子，靳尚誼說，自己不反對抬高門檻，“文化、藝術原本就是一體，學藝術的人，文化課不好，對持續(xù)學習肯定有影響。”奧運“福娃”設計師韓美林身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博導，給自己的博士生專門開設了中國文化課。他認為，藝術生應該比普通學生更講文化素養(yǎng)，“現(xiàn)在的藝術家動輒拿國外的概念、現(xiàn)象說事兒，一個原因是他們沒能弄明白自己的傳統(tǒng)根脈。”

　　藝考培訓降溫，直至藝考降溫，在靳尚誼看來并非壞事兒，“現(xiàn)在難以招到好學生，與應考者過多也有關聯(lián)。”他解釋，考生一多，考試難以做到嚴謹、準確，一些院校甚至把石膏像拍成照片讓考生照著畫，“結構、光影全沒了，何談技法？何談?chuàng)駜?yōu)錄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