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習主席訪英是雙方真正互有需求的“擁抱”行動

【光明理論·習近平訪英專家談二】

　　作者：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周邊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平臺平臺長，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曉律

習主席此次專程訪英，是中國一次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外交行動。而英國幾乎是以一種狂熱的情緒來歡迎中國領導人的到訪，也證明這是一次雙方真正互有需求的“擁抱”性質的戰略行動。兩個大國的這種戰略交集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中英兩國在一個新的轉折時期有著共同的戰略需求。

　　中國在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后，目前已經面臨著一個戰略轉型的關口。原有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已經不可持續，需要自己的經濟轉型升級。這一點不僅是外國專家的觀點，也是在中國取得政府和絕大多數民眾的共識。自2012年習近平、李克強組成新一屆中國政府領導班底之后，中國領導層對內不僅大刀闊斧地推進反腐革命、產業調整，對外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與金融領域的合作，并且重新調整了中國發展的國際路線：海洋大國與絲路強國齊頭并進的發展方向。中國對內對外的大動作倍受國際社會的矚目。這一系列動作，既有中國新班子的戰略規劃，也是中國發展到這一階段后自身轉軌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盡管中國最近的經濟增長率只有7%左右，卻依然是令人羨慕的速度。更重要的是，中國擁有轉型升級足夠富余的資本：中國以各種主權財富基金的形式儲備外匯竟然高達4萬億美元（2.7萬億英鎊）。因此，中國必須用好這筆巨款，使自己獲得轉型升級的必要知識和可以真誠合作的戰略伙伴。顯然，能夠滿足中國轉型升級條件的國家，只能是發達國家。因為中國的轉型需要的是一種新的知識結構和發展經驗，而這樣的需求，只能由原來的發達國家提供才可能滿足。其他國家可以與中國建立多種戰略伙伴關系，但涉及到發展的轉型升級，即便有心，也是無力了。

　　在這樣的態勢下，中國除開傳統的戰略伙伴外，亟需從發達國家中尋求真正意義上的戰略發展伙伴。中國當然希望能夠與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構建這樣一種戰略關系，而且中國巨額外匯的很大一部分就以美國國債的方式存在。中美兩國既有合作的空間，但同樣有很多因素制約著兩國關系的深化。其他發達國家，有些與中國關系也不錯，尤其是德國和法國，它們也有幫助中國轉型升級的經驗和技術，但由于對中國經濟轉型后可能會產生的對自己經濟的沖擊，以及中國科技發展在一些德法原本領先領域所帶來的挑戰，對與中國構建類似戰略伙伴的努力雖然作出了積極的回應，但卻沒有足夠的熱情和膽略，亞投行未能領先加入就是一個例子。因此，它們是否能與中國發展全面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還有待觀察。

　　在這一點上，英國是一個難得的戰略伙伴。在這些原來的西方發達國家中，中國做過很多嘗試，但到目前為止，只有英國能夠并且愿意滿足中國這種戰略需求。這是因為，英國同樣也面臨一個戰略轉型的問題。英國自二戰以后，國家本身的實力和地位一直處于變動下滑之中。隨著殖民地的獨立，大英帝國逐步退回了原來的英倫三島。為了維持世界大國的地位，英國先后以三環外交和加入歐盟來應對自身面臨的難題。然而，到了新世紀，英國同樣面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戰略轉型問題：依靠英美特殊關系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已經不可持續，一個關鍵的因素是英國付出的多，堅定地支持美國政策卻并未獲得應有的收益。其次，歐盟的一體化進程所遇到的挑戰超出了英國的承受能力，尤其是歐元的麻煩和最近的難民問題。這樣的挑戰或許每一個歐洲國家都會遇到，但對英國而言卻是致命的，因為這些決策對英國而言都是選擇題。往往選擇一個就意味著放棄另一個。所以，英國必須調整自己發展的戰略方向，使自己在保持世界級影響力的同時維護自身的利益。而選擇中國作為下一步發展的戰略伙伴，對英國而言幾乎是完全的紅利：除開引起美國的略微不快之外，似乎并不需要承擔過分的其他風險。在這個意義上，與中國的合作是一道論述題，英國不需要再做痛苦的非此即彼的選擇題。英國可以提供中國轉型升級所缺乏的金融、知識產權、高級制造技術、有效的社會管理機制、教育、人才培養等方面的產品，這是英國的“支出”；而收入方面則可以大量利用中國的資金，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尤其是中國巨大的市場。這樣，英國原有的發展經驗以及在金融服務領域的優勢可以重新在中國尋找的自己的用武之地，并可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雙贏。這樣一種互補性的合作具有牢固的基礎，雙方領導人也以高度的戰略眼光意識到了這一點，這就決定了這一合作雙贏模式的可持續性。目前各界十分關注習主席在訪英期間簽下的大單，這固然是一個重要的亮點，但從一個戰略高度看，這些大單只是中英兩國戰略發展關系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無論多少，以平常心待之即可——不必以多簽單而狂喜，也不必以某一單未簽而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