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馮友蘭樸槿惠最愛他的《中國哲學史》

□晚報記者   張廣智

辛亥革命前輩任芝銘的三女婿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歷來受到的評價頗高，比如史料豐富翔實，觀點新穎深刻，分析透徹等，但后人均認為陳寅恪先生當時對該書出具的審查報告最為精當，陳寅恪以為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新蔡縣文聯主席謝石華認為，馮友蘭的著作《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等已成為20世紀中國學術的重要經典，對中國現當代學界乃至國外學界影響深遠，馮友蘭因此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大家族1956年冬天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4號馮友蘭的住宅前合影（資料圖）。

考入北京大學后接受較為系統的哲學訓練

謝石華告訴記者，馮友蘭的早年教育與大多數中國讀書人并無兩樣。7歲上學，先讀《詩經》，次讀《論語》、《孟子》，再讀《大學》、《中庸》，從頭至尾，反復吟誦。因其父公務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擔就落在粗識文字的馮母吳清芝身上。好在當時重記憶、輕理解，馮友蘭勉強讀完了《書經》、《易經》和《左傳》。

1907年，馮家聘請了教師負責馮友蘭的教育，較正規地開設了古文、算術、寫字、作文等功課。因課程較為輕松，馮友蘭在閑暇時還常閱讀一些他父親所藏的書籍、刊物，開始接觸世界知識。在12歲時，馮友蘭的父親馮臺異因病猝逝，他遂跟隨其母遷回老家唐河，繼續接受教育。

在這期間，他開始閱讀諸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書籍。兩年后，遵其母囑考入縣立高等小學，后又以優異成績考入開封第五中學。1912年冬，馮友蘭再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第二中學的高中預科班。在當時的上海第二中學，所有課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師還將一本耶芳斯的《邏輯學綱要》當作英文讀本。正因如此，馮友蘭對形式邏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由此引起了對哲學的興趣。

1915年9月，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開始接受較為系統的哲學訓練。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使馮友蘭眼界大開，并且深深影響了他。

在臨近畢業的最后一年，適逢胡適和梁漱溟二人先后來到北京大學任教。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健將，并以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為旗幟，大肆鼓吹全盤西化論；一個是一踏進武昌中華學校即宣稱“我此來除替釋迦牟尼、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的東方文化派砥柱，專以復興中國文化為目標。兩人年輕氣盛，才華橫溢，各據講壇，展開了一場東西方文化的大辯論。馮友蘭幸逢其時，受益匪淺，這對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系啟迪甚深。

妻子任載坤為馮友蘭放棄自己的事業

馮友蘭與任載坤的婚姻，近百年來在新蔡縣一直是人們街頭巷尾口口相傳的佳話。因此，謝石華談起此事神采飛揚。

1914年，馮友蘭在上海第二中學讀書的時候，經同學介紹與河南新蔡人任載坤相識，并于1915 年與任載坤訂婚。

任載坤是辛亥革命前輩任芝銘先生的第三個女兒。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婦女解放，并先后將包括任載坤在內的三個女兒送到當時的女子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接受現代教育。馮友蘭與任載坤訂婚時，正是任載坤在女子師范讀書的時候，于是兩家相約：在任載坤畢業后方能結婚。

1918年夏天，馮友蘭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恰好任載坤也讀完了北京女子師范學校的全部課程，二人雙雙拿到了兩所高等學府的畢業文憑，并一同回開封結婚。此時馮友蘭23歲，任載坤24歲。

作為馮友蘭的妻子，任載坤與夫君感情篤深、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為了支持丈夫的事業，她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全身心投入一個家庭的生計和教育兒女的責任上。“文革”期間，馮友蘭去蹲牛棚，任載坤天天站在遠處眺望，盼他回來。馮友蘭“解放”后，把夫人每天守候他的地方稱作“望夫石”。

1977年10月3日，任載坤撒手西歸。傷痛不已的馮友蘭寫了一副挽聯送別自己的妻子：

在昔相追隨，同患難，共安樂，期頤望齊眉，黃泉碧落汝先去。

從今無牽掛，斷名韁，破利鎖，俯仰俱不愧，海闊天空我自飛。

字里行間，透出馮友蘭對妻子的無限留戀。

馮友蘭和任載坤婚后育有4個孩子，由于受家庭濃厚文化氛圍的影響，個個皆有所成。長女馮鐘璉，西南聯大外語系畢業，是北京31中優秀的語文教師，1975年去世。次女馮鐘璞，筆名宗璞，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之一，作品《東藏記》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長子馮鐘遼西南聯大肄業，后去美國留學，在美國成家立業，是鍋爐專家。次子馮鐘越，中國航天工業部主任工程師,飛機強度專家，惜天不假年,51歲便離開人世。

謝石華認為，馮友蘭作為一位哲學家，頭腦中經常思考的是社會、人生和哲學。而家庭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過高等教育的任載坤身上。正因有這樣一位賢妻良母，馮友蘭才能“不相累以庶務”，專心從事創作。從1918年夏至1977年秋，這對真正可以稱得上同甘苦共患難的夫妻共同走過了59年的漫長道路。

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

任芝銘（右）上世紀50年代在頤和園與女婿馮友蘭合影（資料圖）。

馮友蘭于1919年考取公費留學資格，冬赴美國留學。1920年1月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師從生命哲學大師柏格森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由于當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在中國思想界風行一時，因此馮友蘭對此派哲學也比較感興趣，并專門寫了《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力》兩篇文章，向國內思想界介紹柏格森的哲學思想。

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1923年夏通過論文答辯。次年他的博士論文出版后，他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馮友蘭論文答辯后即取道加拿大歸國，初任中州大學哲學系教授兼文科主任、哲學系主任。1925年秋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哲學系主任，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在此期間，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的《人生哲學》。此書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中譯本，后半部分《一種人生觀》是他根據1923年冬在山東曹州省立六中演講人生哲學的講稿整理擴充而成的。

馮友蘭1926年任燕京大學教授，1928年秋轉任清華大學教授兼哲學系主任，翌年再兼任文學院院長。1928年，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1927年~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出版問世。該書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后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此書后來還被馮友蘭的美國學生卜德譯成英文，成為現今西方人系統了解中國哲學的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

1989年完成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

1966年“文革”開始，馮友蘭亦受到影響。直到1968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馮才得以離開牛棚，恢復自由。

1973年10月北大、清華大批判組成立時，馮友蘭進入“梁效”寫作班子，與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學界名人為毛主席注釋詩詞，負責寫作組的文章“把關” 。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梁效寫作班子解散，馮亦遭關押審查。1979年獲準異地參加中國哲學史討論會，發表文章。

上世紀80年代，馮友蘭又迎來了自己的學術春天，他決意重寫中國哲學史。

自1980年開始，馮友蘭以耄耋之年，重寫《中國哲學史》，并申明只寫“自己在現有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于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他真正把自己80年來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體會寫出來，成為一家之言。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終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了卻一大心愿。

馮友蘭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1982年他獲準赴美夏威夷出席國際朱熹學術會議。馮友蘭幾乎歷經近一個世紀的世事變遷。1990年11月26日，這位中國一代大哲安然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中國哲學史》是樸槿惠的最愛

2012年12月20日韓國第18屆總統選舉結束后，新國家黨候選人樸槿惠當選韓國歷史上首位女性總統。樸槿惠的當選打破了韓國政壇史上多項記錄，在韓國甚至東北亞地區，都具有深遠意義。有分析指出，樸槿惠的中國修養和情緒將會融入她的政治理念之中，也會利于兩國關系的發展。

樸槿惠的中國修養體現何在？因為母親曾在中國東北生活，會說東北話，樸槿惠從小也精通漢語，有“流利順暢”的漢語實力；她喜歡讀《三國演義》，尤愛英雄趙云；樸槿惠還喜歡中國哲學，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我最困難的時期，使我重新找回內心的平靜的生命燈塔是中國著名學者馮友蘭的著作《中國哲學史》”。

樸槿惠提到，她20多歲時曾面臨難以承受的考驗和痛苦，所謂考驗和痛苦，當是指時任總統的父親樸正熙遇刺身亡，在這段艱難的歲月中，《中國哲學史》蘊含了讓她變得正直和戰勝這個混亂世界的智慧和教誨。馮友蘭的這部《中國哲學史》，究竟是部怎樣的書？

《中國哲學史》是馮友蘭在早期學術時期完成的重要著作，分“子學時代”、“經學時代”兩篇介紹中國哲學史，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代表了上世紀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奠基之作。

    謝石華認為，《中國哲學史》的基本架構已為中國哲學史界普遍接受，此書的許多觀點（如名家應分為惠施之“合同異”、公孫龍之“離堅白”兩派；二程思想不同，分別為心學、理學之先驅；又如程朱異同，陸王異同，朱王異同等），均為前人所未發，后人所不能改，已成為學術界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