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擎法治利劍治理涉農蛀蟲

胡殿文

 “村官不算官，硬扛半邊天”。這句話是對村干部的形象說法。這個群體的一言一行，對群眾的影響力不可小覷。２０１３年以來，河南重點查處了一批惠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案件，截至目前，共查處涉農領域貪污賄賂、瀆職侵權案件４７４３宗，逾６８００名涉農“蛀蟲”被查。其中，涉農貪污賄賂犯罪案件３１９３宗４３９１人，涉案總金額１９．３億多元人民幣；查辦涉農瀆職侵權犯罪案件１５５０宗２４７４人，其中卷入要案的有６９人，廳級官員３人。這些案件涉及征地拆遷和保障性住房、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專項款物管理、新農村建設等３０多個領域。在查處的涉農惠民案件中，貪污賄賂犯罪占三分之二以上。犯罪人員多為單位的“一把手”或直接主管、經管人員。據悉，從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河南省檢察機關將集中開展為期兩年的懲治和預防惠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專項活動，加大打擊惠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力度。 

從全國的情況來看，截至今年5月底，中央紀委網站曝光的131起案例中，涉及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的案件有72起，超過處理總數的一半。去年一項統計顯示，自2013年起全國各地公開村官違紀違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額超過千萬的案件有12起，總金額達22億元。“小官巨腐”引起各方高度重視。

反腐不只是打“老虎”，“拍蒼蠅”同樣重要，因為“基層干部的腐敗是最具離心力的腐敗”。某機構一項關于“2015年反腐期待”的社會調查顯示，“解決老百姓身邊的腐敗”以76.4％的得票率成為群眾的“最期待”。今年年初，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表示，對待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基層辦法不多，打擊震懾力度不夠。其后，中央紀委多次表態懲腐高壓將更有力地向基層傳遞。　應該看到，村干部隊伍的素質和水平參差不齊，是現實問題。一些村干部法治意識淡薄，認為“村官”不是“官”，天高皇帝遠，法律管不到；有的自視為“土皇帝”，唯我獨尊，恣意妄為。北京市佛滿村原支書郭小萬挪用公款，在一年多時間里，竟然從村集體銀行賬戶劃轉資金達1954萬。調查顯示，經濟發達地區村官腐敗多集中在土地補償款、企業改制等方面；經濟落后地區多發生在截留國家下撥款物、私分集體資產上。這些大大小小的“蟻穴”，與洪水巨浪一樣，能摧毀千里之堤。 

全國村級組織數量眾多，村干部隊伍甚是龐大。作為國家行政機器的末梢神經，他們直接面對農民，其廉潔與否，直接影響基層億萬群眾對黨和政府的認同。村干部身份是地道的農民，干的卻是國家干部的工作。有專家指出：村官的實質性權力，一個來自政府系統，一個來自社會自治體。村官手握政府授予的資源管理權力，但監督和制約其權力的，主要還是社會自治體即村民，權力監管上的不對稱，成為村官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對于基層腐敗，河南省紀委信訪室副主任劉清理說：“權力和責任是一架天平的兩端，當貪欲、縱容和落后思維將黨風廉政建設責任的砝碼蛀空，‘小官任性’就會橫行鄉里，打破基層政治生態平衡，黨組織的穩固也就無從談起。”標本兼治， 猛藥去疴 ，反腐倡廉不在官位高低 。2014年的一次基層調研中，河南省紀委信訪室副主任王新展了解到了基層的一些用權亂象。 比如惠民補貼、危房改造，凡經手項目，有機可乘就“雁過拔毛”，甚至來個集體資金“乾坤大挪移”、以丑為美大搞“四風”。 王新展說：“基層腐敗是沉疴積弊、權力慣性‘摸黑走路’，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腐敗機會更多，一定要猛藥去疴。” 2014年， 河南省斬獲的3719起線索以村支書、村委會主任為主，有上千萬的“大案”，但更多是幾萬、幾千、幾百元的“小案。”以此可見，反腐莫論事大小，倡廉不在位高低，動輒則咎，嚴查嚴辦。  

嚴查群眾身邊的腐敗，就要著力解決以下的問題：一是發生在群眾身邊的生冷硬推、吃拿卡要、與民爭利、欺壓百姓等“四風”問題；二是基層黨員干部在土地征收流轉、“三資”管理、惠農補貼、扶貧救濟、低保醫保、舊村改造資金管理使用方面以權謀私、虛報冒領、貪污侵占等問題；三是涉農、執法、監管、公共服務等窗口行業和領域違規收費和收受紅包、購物卡等突出問題；四是“小官巨腐”等基層黨員干部違紀違法問題；五是基層黨委、紀委“兩個責任”落實不力，對發生在群眾身邊的“四風”和腐敗問題聽之任之，或者有案不查、瞞案不報，甚至袒護包庇等問題。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懲治村官腐敗，必須高擎法治利劍，不斷改革創新，做到正風肅紀和制度建設雙管齊下。就前者來講，村官盡管不是真正的“官”，可一旦被賦予官員才有的權力，就有責任用好權、當好家。要讓法治思維深入人心，讓知法守法成為常態。不管是誰，不管貢獻有多大，只要濫用權力、徇私舞弊，就要付出代價，受到懲治，以持續不斷的反腐高壓形成威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