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死磕”應只限于法庭上和專業內

 引言：

　　“死磕”，是近年來中國律師界和輿論場上的一個流行詞。近日，公安部指揮多地公安機關，摧毀了一個以北京市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臺，少數律師、網絡推手、所謂的“訪民”相互勾連、滋事擾序，涉嫌犯罪的利益團伙。

　　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究竟是一家什么樣的律師所？作為律所主任的周世峰又是怎樣代理案件的呢？

其中幾位涉嫌犯罪的律師，大都屬于“死磕律師”。怎么看待爭議不斷的“死磕”行為？怎么看待律師在中國依法治國進程中應有的作用？不妨從區分清楚三個關鍵問題入手——

　　律師應做守法楷模，而非違法急先鋒

　　首先，要區分“守法的律師”和“不守法的律師”。

　　最近輿論場上有人發出一種聲音，認為“中國要講法治，就要尊重律師、保護律師”。給這句話鼓掌的人，可能忘記了一個最淺顯的邏輯：“律師”并非一個行事方式完全一致的整體，律師群體中也有“守法的律師”和“不守法的律師”之分。對“不守法”的人，對違法行為，甭管您是律師還是別的什么社會角色，能“保護”嗎？

　　律師是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中的重要力量，但律師并非法外之人，更非法上之人，律師的行為，也要受到法律的約束。《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里說的很清楚，“律師執業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恪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律師在執業活動中，不得煽動、教唆當事人采取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決爭議”，“律師不得擾亂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擾訴訟、仲裁活動的正常進行”。

　　律師應做守法楷模，而非違法急先鋒。然而，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某些人的行為，顯然與“守法楷模”相去甚遠。他們用自稱的“死磕”方式，把一個個普通案件變成政治事件，把事實清楚的案件變成所謂“急需真相”的輿論事件。“把當事人利益放在首位”本是律師界的職業常識，但該所的某些律師卻是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

　　泛泛而談“尊重律師、保護律師”，對少數律師涉嫌違法的行為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這種似是而非的聲音，實在是對法治中國建設無益的雜音。

　　“死磕”應只限于法庭內、專業上

　　其次，要區分“功夫用在正道上的律師”和“功夫用在邪門歪道上的律師”。

　　依法執業的律師，在維護公民正當權益、提高司法審判水平上，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一個法治國家，一定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律師的權利，充分發揮律師在依法認定事實、正確適用法律、準確定罪量刑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

　　“死磕”一詞，在中國當代的語言體系里，其實本是個正面詞匯，體現“較真、執著”之意。如果律師在法庭上，在法治框架內，用法言法語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為當事人維護合法利益，言行“較真、執著”，那么，這樣的“死磕律師”，法治中國很需要。

　　但是，極少數律師如今卻在“死磕”的招牌下，把“鬧”字發揮得淋漓盡致——在法庭上鬧，在法庭外鬧，鼓動當事人鬧，在不明真相的圍觀者中鬧，在輿論場上鬧。請問，世界上有哪個法治國家能容忍這樣的“鬧”呢？

　　這邊有鬧，那邊就有回響。國外輿論場上最近也鼓噪出了不少奇怪的聲音，對類似鋒銳律所少數“死磕”律師被警方調查一事，發出所謂“關切、聲援”之聲。對這些聲音，不妨問三句話：第一，你們了解事實嗎？第二，你們尊重中國的法律嗎？第三，借用魯迅先生當年的一句話——“擺什么友邦驚詫的臭面孔？”

　　法治中國需要依法執業的好律師

　　第三，要區分“中國律師的主流”和“中國律師中的極少數”。

　　今天中國有27萬律師。今后只會更多。隨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走向深入，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律師的行列，一定會有更多律師在構建良好的審辯關系、控辯關系中，展示自己的專業素養，做體現法治精神的楷模。

　　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里，明確提出，要“建設高素質的法治專門隊伍”，“增強廣大律師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自覺性、堅定性”，“提高律師隊伍業務素質，規律律師執業行為，監督律師嚴格遵守職業道德和職業操守”。對照這些要求，對照《律師法》等諸多法律，再回過頭來看看鋒銳律所某些“死磕”律師的言行，任何有著正常法治思維的人，都不難做出清醒的是非判斷。

　　毫無疑問，極少數違法“死磕”的律師，恐怕不僅于法不容，也會被27萬律師中的大多數人所唾棄。他們事實上玷污了那些在法庭上、專業內“死磕”的律師們恪守的法治精神。他們注定會被一個法治時代拒絕、淘汰。

文 / 央視特約評論員 楊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