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殿文

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積聚，是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基礎。大約在商周時期，定期公布刑書就已經形成定制。傳統法治思想比較系統地形成則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作為青銅文化代表的鼎，在古代被視為立國重器，春秋時曾鑄刑于鼎。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非常強調法對于治國理政的意義。

商鞅認為，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韓非子認為，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以此為基礎所形成的法治思想體系，是中國優秀文化中傳統法治文化的精華。同時，我們應當看到，封建王朝的歷代統治者也將“出禮入刑”、“德主刑輔”、“先教后誅”作為競相標榜的口號。自西漢以后，中國封建社會都以這種政治主張為基本的政治綱領與原則，以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長此以往，重禮輕法、重德輕刑就塑造了一種道德型人格，并積淀了一種頑強的心理意識。在今天，要實現法治，就必須理性分析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中的等級觀念、宗法思想、國家本位、禮治主義都是與現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所以，要建設和實現法治就必須對傳統文化進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揚棄，用現代發展理念改造我們的文化和思維方式。

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我國法治建設經歷了一段曲折時期。這些曲折，在很大程度上是法治建設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陣痛。改革開放30多年來，黨一直在著力推進中國的法治建設。黨的十五大提出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黨的十八大在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基礎上對法治建設作出重大部署，直至今天正在進行的具有實踐操作意義的新思路與新方案的規劃，中國穩步進入法治時代。在這個具有幾千年文明底蘊的東方大國，從人權入憲到勞教制度的廢止，每一步前進都彰顯著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法治建設方面的艱辛探索與努力。

讓法治成為全體中國人的最大公約數，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是法治建設的重要內容。在法治建設的道路上，掙脫傳統法律觀念的精神束縛，獲取新的法律價值觀念既任重道遠，又勢在必行。全面法治必須是全民法治，每個公民的法治信仰和法治行動必須要落在日常行為中。一個社會規則意識強，違法違規現象就會大大減少，反之，違法違規現象就會增多。比如，“決策先問法、違法不決策”、“人人護法律底線、事事防法律風險”、“依法決策、依法經營、依法管理”、“學法、知法、守法、用法”、“法律工作創造價值”，這些思維方式和辦事規則，需要長期不懈的培育和習慣的養成。當前，如何引導每一位公民養成依法辦事的習慣，做任何事之前，都要想一想有沒有法律依據，要承擔什么法律后果，是普法、知法、尊法、守法的前提。

法治文化源于心、踐于行。只有儒內法外、德法并治，才能形成知行合一、自律自覺的法治文化。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使之入腦入心，培養敬畏法律、崇尚法律的法治思想觀念，培養接近法一尺、遠離險一丈的法律風險意識，營造尊法為榮、違法為恥的法治道德氛圍，是法治文化建設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