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智：修煉內功與巧借外力

　　寫下這個題目時，驀然想起一個發生在遙遠年代的故事：公元前12世紀，希臘聯軍攻打小亞細亞的特洛伊，10年不克。最終智者奧德修斯獻“木馬計”，希臘人置大木馬于城外，佯裝撤退，敵方中計把這個“禮品”拖入城內，待至深夜，藏在木馬中的希臘人潛出，與城外的希臘將士里應外合，終于攻下這座城市。“木馬計”的故事離我們久矣，然而一旦撣去附在它上面的塵埃，我們悟到的不完全是為了制勝而給敵方送禮物的妙計，還另有隱藏其間的人類最初的哲思：即內力與外力的相互聯系與相互影響，由此規定了事物的性質及其發展變化。

　　在我看來，當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既需要依靠內力，也需要借助外力。史學發展中內力與外力之間的相互切合、相互影響，充分體現在20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中。20世紀以來，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傳統史學開始艱難地走出現代化史學的新路。這既是中國史學內在的革命性改造的結果，也是外力促動的結果。換言之，20世紀以來中國的史學史，倘若舍棄了與西方史學之間的關聯與互動，那是難以想象的。因此，如何認識與處理中國的史學與西方史學的關系，是20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發展進程中需要正視的重大理論與實踐課題。

　　西方史學東傳從19世紀末開始，如波浪起伏，主要有三次高潮，分別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前后、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以及新世紀以來的“第三次浪潮”。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史學作為一種外力，對中國史學產生了或表層或潛在、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種影響對中國史學而言，說它完全是積極的或完全是消極的，都失之偏頗。檢閱這100多年來西方史學的東傳史，我認為主要的經驗教訓集中在如何對待西方史學這一點上。歷史陳示，當西方史學大步東來，國人之應對，或一概排斥，或全盤接受，這一“左”一“右”像鐘擺那樣回蕩著，到現在還不能說這種“鐘擺現象”已中止。這值得我們認真去反思。

　　應該說，在一定意義上，現當代西方史學內含一定的前瞻性。只要稍稍考察一下法國的年鑒史學、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和美國的社會科學史學，就可見一斑。我們應全面系統地了解與認識西方史學的歷史、現狀和它的未來，以增強引進的自覺性、克服借鑒的盲目性。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在引進與借鑒西方史學的過程中，決不能迷失中國史學家的“主體意識”。恰如馮桂芬所言，學外國應當是“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這種心態與氣魄，亦應為當代中國史學家所擁有。我在主編六卷本《西方史學通史》時，曾提出“西方史學，中國眼光”一說，為同道所認可，也為學界所點贊，不管怎樣，陋見可為上述“主體意識”作注。惟其如此，就不會輕易地為西方的某種“話語”所宰割，也不會任意地由他們的某種“新范式”所羈絆。因為有“中國眼光”，就不至于迷路，可與國際史學之先進相向而行，力爭在某些領域先行，做個“領跑者”。

　　當代中國史學之路璀璨，前行中當然需要借助外力。然我之所求，未必是人之所予；人之所予，未必是我之所求。歷史經驗證明，“全盤西化”對于中國史學的發展來說，是“此路不通”。最根本的還是要“修煉內功”，舍此別無他途。當前，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的呼聲，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絕于耳，更凸顯“修煉內功”的緊迫與重要。“修煉內功”，實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非輕而易舉之事。為此，當代中國史學家還需作出不懈努力，給世界奉獻能彰顯當代中國史學個性與特色的學術精品，而不僅僅只是祖上傳下來的二十四史。這就是說，要涌現出當代的“司馬遷”，方堪與當代“希羅多德”論古今、話東西。當代中國沐改革開放之雨露，浴大好時代之春風，為史學家們“經風雨，見世面”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在這生機飛揚的年代，史學家應朝著這一目標前行，以開創當代中國史學發展的新篇章。

　　（作者為復旦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