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廣

在北京某書店，偶然看到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里面收錄了《葉飛三下江南》、《綠色的尸體》等，不禁使我想起“文革”時期自己的一段經歷。

“文革”后期，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使人們逐漸冷靜下來。隨著個人崇拜的降溫，紅色閱讀也不再被過分強調。需要吸取精神營養的國人，面對的卻是一片“文化饑渴”和“文化沙漠”，除了“紅寶書”、魯迅選集和《金光大道》等極少數文學作品外，其他的文學書籍都被當成毒草。文化的荒蕪、精神生活的極度貧乏，為手抄本的流傳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我第一次接觸手抄本是通過我們村的張本福，他從部隊退伍后，被安排到公社氨水廠工作。他從工友那兒得到一本《一只繡花鞋》手抄本，抄好后立即送給我。

當我看到《一只繡花鞋》的開頭“龍飛趕到現場時，一眼就看見了臥于假山下的女尸。這是一個漂亮的女人，30多歲，瓜子形的臉龐，活像剛剛出水的嫩藕……”時，就被那高超的文學藝術，細膩的人物刻畫，流暢的書面語言，精彩的故事情節所吸引。我抄了整整一晚。之后，我把所抄的東西傳給了幾位朋友。

從那以后，我陸續從其他年輕人那里收到一些偵破和“反特”類手抄本，像《梅花黨》、《落花夢》等。

當時抄書是非常隱蔽的，我拿到手抄本后如獲至寶。為了加快速度，我讓幾個年輕人分別抄幾頁。我們抄時都用復寫紙，一次就能出三四份，抄好后再收起來往一塊拼，然后裝訂一下就成了。所以，那時一個手抄本往往有好幾種字體。

1976年秋天，我參加縣里的一個青年培訓班時，發現一位學員在偷偷看一本用作業本裝訂的東西。出于好奇，我悄悄湊過去看了一眼，原來是《歸來》（后改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他說看完讓我看。

待書一到手，我便心急火燎地快速翻閱。初次看到這樣的“愛情小說”，只看了幾頁，我便愛不釋手。這在當時那個年代可是“禁書”啊！無處可買，還想據為己有，咋辦呢？抄唄！于是，我利用課余時間，專心致志地一字一句抄。緊趕慢趕，我終于將厚厚的《歸來》小說抄完。

手抄本的傳播，使青年在地下閱讀中得到一種精神上的刺激，一種黑暗中靈魂得到撫慰的喜悅與激動。在“文化饑渴”的年代，手抄本的出現、傳播和消失，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出版事業發達，文學藝術繁榮，各種圖書齊全，想要什么書都可以買到，寫文章、查資料可以用電腦，非常方便。但讀書的體會、寫作的感覺和心情的愉悅程度都不如流傳手抄本那個年代的。

我想，除了閱讀手抄本所帶來的歡愉之外，它還是一種勞動，是一種文學作品的復制，是一種隱蔽的傳播。這不僅是中國社會特殊時期的一種文化現象，也是對當時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叛逆。